◎闫笑

孟森，字莼孙，笔名心史，近代史学大家，著有《心史丛刊》《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书，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过强烈反响和高度重视。不过，孟森早年却热衷于政治运动，真正地对“谈清故者有所辨证”是在1908年出任《东方杂志》主编以后，合而计之，讫于1938年捐馆辍笔，研治明清史不过三十年，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惟其学问过于艰深，曲高和寡，越到后来，知其学者渐少，知其人者亦不多了。

前此台北南港研究院的苏同炳在该院档案中发现了几封陈寅恪的集外遗札，其中有一封是1937年7月5日写给傅斯年的，曾提到过孟森，“吴君既经孟姚两公之称许，自然可用”，苏同炳说，“‘姚’似即信中所说之姚从吾，‘孟’则不知何人”，后来南昌大学的刘经富撰文引述此札，也说孟公无考。若是此公泉下有知，将有“吾道孤矣”之感慨乎。

至于孟森所称许的“吴君”，苏同炳仍然是“不知其为谁何”，刘经富则认为“似是姚从吾的学生”。其实，这位“吴君”即吴相湘，是孟森的弟子，毕业论文《咸丰辛酉政变纪要》即出自孟森的指导，“若干结论和孟先生见解不同，先生不以为忤”，并给出了90分的高分。

而吴相湘也算是姚从吾的学生。1937年5月，一日，姚从吾在私寓设筵招待几名学生，吴相湘也在座。席次，傅斯年突然地出现，乃知这次会餐是傅斯年为研究院“拔尖儿”而特意安排的，可算作是“面试”。吴相湘被相中，在毕业后本应赴研究院就职，孟森却要求他留在北京大学，任明清史研究室的助理，“为了尊重孟先生意旨”，最终采取折中之法，仍就研究院职，派在北平工作，“以便随时秉承孟先生指导”。

孟森死后，吴相湘尽力整理其著作，胡适曾夸扬他“是孟心史的得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