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珂

假期终于腾出时间，去拜访了远在香港的二叔。记忆里二叔是开杂货店的——老香港人叫杂货店“士多”，即“store”谐音。骑楼的飞檐架出一条窄巷，在巷中七拐八拐，便可窥见“吉利士多”的老牌子。

可这次，车拐弯的方向似乎不太对。我皱了皱眉头。“妈，你方向开错了吧。”“没开错。”

“我走过那条巷子，我不会记岔。”“你还不知道吗？你二叔搬家了。”“啊？”“老士多的生意全被网店抢了。你爸给他在工地上找了份差活。喏，在那儿。”

小巷不远处，挖掘机轰隆隆地拱着水泥，尘土飞扬，虚虚地湮没着阴暗的空巷。

晚上，我爬上二叔家的阳台，这时挖掘机仍在作响，响声仿佛要闯进夜香港的灯红酒绿。黑夜的潮水低吻着名为城市的堡礁，不知带走多少记忆，又不知有多少记忆在飞扬的尘土中搁浅。我突然很难过。我想到林清玄的那句话：“香港人没有坟墓。”一个香港人被埋葬八年后，在他的坟头上会重新筑起摩天大楼。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一家士多被埋葬八年后，也没有人记得它的名字了。一千家士多被埋葬后，就没有人知道“士多”是什么意思了，更不会有人知道，这士多里的油灯是如何地照，老唱片是如何地唱，手指饼干几块一包了。

埋葬的是一个时代。

毫不掩饰地说，我小时候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就像二叔一样有间自己的小屋子，开一家小士多。母亲批评我没骨气，父亲则笑称我是“梭罗派”——这个“荣誉称号”的含义，直到我看了《瓦尔登湖》才明白。但是，隐居小屋的也绝非梭罗一人。维特根斯坦也在挪威隐居过一段时间，完善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谈及的哲学理念。当然，他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当代人不得而知，也没兴趣研究。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那个思想碰撞激荡的20世纪的西方，对我们来说就像寒武纪一样遥远而冰冷。

我的身边人了解“挪威的小木屋”这个意象，只有两条途径。

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

这二者都是取材自维特根斯坦。前者歌咏了悲伤的爱情，后者除爱情外，还有对青春的哀悼。

这个含义，似乎是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相去甚远了。这岂不是曲解哲学家钻研哲学的探究精神吗？维特根斯坦若泉下有知，大概要与被罗贯中写成“既生瑜，何生亮”的周公瑾抱头痛哭了吧？

那时我会这么想，并为之叹息。大哲学家为自己修建了一片隔绝红尘的精神桃花源，每当他人生不顺——兄长自杀、与老师罗素决裂、当小学教师被学校开除——这座小木屋就是他休憩灵魂的地方。然而最终，这堂奥的圣地也被人亵渎，哲人的魂魄同那些香港人一样，居无定所，像苍耳般四处流浪。人也真是可怜，活着没有家，死了也没有。落叶归根，我们却也不知道归到哪个异乡去。

那是我思想比较消沉的一段时期，正因如此，我对村上春树有些抵触。即便看了《挪威的森林》，也只是浮光掠影，想来不过是俗套的三角恋剧情。但是那句名言我至今印象深刻。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一直琢磨这句话的含义。我读懂了这句话，是在那天晚上的那个阳台。我转头看见二叔的女儿在拽我的衣服，对我说姐姐，我要看小猪佩奇，你能不能帮我开一下手机。我开机的时候，她在旁边嘀嘀咕咕，说佩奇那个红房子真好看，我要让我爸爸也建一座……

那时心里一动，并未多想。现在想来，却明白了些什么。

那天晚上，我重读了维特根斯坦。正如我一直不明白，哲人死前为何说“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维特根斯坦也许并不害怕后人“亵渎”他的小木屋。相反，他甚至欢迎我们这样做——因为他在小木屋内做的事，恰恰是推翻哲学，回归生活。“不能被发现的东西正是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东西。”他说，对于“不能被发现的东西”，要保持沉默。对于哲人而言，能被发现的是逻辑，不能被发现的是生活。对于我们而言，能被发现的是岁月，是时代，是变化，是记忆和文明的此消彼长，是身后的过去与张着大嘴的未来；不能被发现的，还是生活。

或许说，我总想着要自恃清高，缔造与世隔绝的小木屋；维特根斯坦却主动打开了门，对村上春树说：欢迎光临！他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有它自己亘古不变的一瞬间的当下；所以村上春树要把他的小木屋改得面目全非，因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初的德国，而他是50年后的日本。他们生长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有各自关于小屋的设计。换作今天的我，这小屋或许还得挂上“士多”的牌子。重要的是，它一直是一座小屋，是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民族、无关时代的人们安养灵魂的地方。它不应闭塞，而对所有受伤的生命开放。它不应停滞，而随岁月易容。它死去的一面不会消亡，而作为养料滋润新生的一面。它轻盈地居于树冠，悦豫而情畅。

如何维护好这间小屋，也许这才是应思考的事。

那次只在二叔家待了两天就走了。走前我对堂妹说：“有空姐姐带你逛逛你爸的老士多。”

“士多是什么？”“英语store，商店。”

“我爸爸还开过店？在哪儿？”“喏，在那条窄巷里。”

“可我不认识路……”“姐姐陪你去。”

“你走过？”“我走过那条巷子，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