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明

孟宪镛教授于1958年由上海二军大长海医院调至通医附院（现通大附院）工作，他从医从教60余年，救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培育的医学人才也有万人之众，是当之无愧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他来南通工作后不久，即敏锐地发现本地阿米巴肝病发病率甚高，严重影响人民健康。他将临床表现多样的阿米巴肝病并发症归纳为不同的类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本病的治愈率。他撰写的关于阿米巴肝病以及肝硬化患者的重大并发症自发性细菌腹膜炎的论文和专著发表于国内顶尖期刊。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我，正是通过阅读到这些期刊上的论著，对孟宪镛的崇拜之心油然而生。

1978年，我有幸来通医附院进修，有了面对面接触孟师的机会，对孟师的医德、师德及学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坚持每周一次的教学查房，亲自问诊，规范全面体检。原籍北京的他，为了便于和患者沟通，常模仿一些当地方言，令听者忍俊不禁。记得曾有一名农村中年妇女，因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半年余，辗转多家医院诊疗未果，来到附院，历经多位各级医师诊治，做了各种辅助检查，诊断依然不明。大家盼来了孟师查房，经他一丝不苟的问诊和体格检查，发现了床位主管医师没注意到的甲状腺部位可闻及血管杂音。孟师指示马上查甲状腺功能指标，并初步诊断，该患者极可能罹患特殊类型的甲亢，即“淡漠型甲亢”。下级医生非常疑惑，认为该患者没有甲亢的特征表现和体征，她突出表现的消化系统症状，似乎与甲亢联系不上。孟师语重心长地说：“病人不是按书本生病的。教科书上介绍的都是疾病的典型表现，而临床工作中碰到的情况却千变万化，需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方能从不知到知之。”翌日，血化验结果验证了他的判断，换用抗甲状腺素药物治疗立竿见影，几天后，患者症状缓解并出院。

正因孟师的精湛医术，找他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邻近医院的疑难杂症病例若来通不方便，则点名请他去会诊。当时交通状况非常落后，为了不延误患者诊治，他常骑自行车前往。有时夜深天黑，乡间小路崎岖，骑车摔倒是常有的事。他的家离医院较近，有些住院患者夜间病情突变，家属深更半夜登门向他求助，他从不推诿，爬起来就去病区，指导值班医生处理。孟师体态饱满，脸上总带着微笑，常有患者和家属在背地议论：孟医生就是活脱脱的弥勒佛。

1982年，我调进通医附院，定编到消化内科，从此成为孟师麾下一员。孟、徐两位主任对我们年轻医生的培养煞费苦心，坚持从“三基”抓起，特别注重提高外语水平。经常在集中学习时，随意从某期英文杂志上选一段文章，让我们先读后译，并由主任随时纠正读、译的不当之处。

适逢孟师作为赴美访问学者回国不久，国家卫生部批准南通医学院举办一年制全国性消化病专科医师进修班。自1982年起，一共招收学员20余期，培养消化专科医师300余名。此时的孟师已罹患多种疾病，稍事体力活动即会诱发心绞痛。但他总按授课计划，晚上从家里蹒跚走到医院的示教室给学员连续演讲两个小时。后来，孟师担任了医学院副院长，并有多个社会兼职，行政事务繁杂。但他一直心系消化科的各项工作，教学查房、研究生的课题进展、进修班的讲座，一样不落。

孟师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脑尚未普及，向外投寄的稿件需用特定稿纸誊写。我们和进修学员都乐于为孟师承担这项工作。虽然我们书写不慢，也很努力，但常常是头天草稿还未誊完，第二天又接到一叠草稿。语言精辟，文笔流畅，文字虽草，但清晰不难辨认。我们感叹他“下笔如有神”的同时，更佩服他“读书破万卷”的功底。

20世纪末，孟师完成了他著书立说的一件大工程，相继完成了《消化病医师进修教程》和《实用消化病治疗学》的初版和再版。由孟师主编的这几本书问世后深受学术界好评，获南通的医学院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孟师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不仅亲自撰写了大量篇章，且对其他作者的来稿严格审核校对，有的甚至大篇幅修改。那段时间，孟师因病住院，输液时他都坐在病床上，床两侧护栏上置一木板权当书桌，左手输液，右手持笔书写。以这种很别扭且不舒服的坐姿，他完成了大量编写和审稿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拼命一搏大伤孟师元气，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但他并不为此后悔。

孟师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热爱生活，业余爱好丰富多彩。他是一名颇为出色的小提琴手，爱好欣赏古典音乐，每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是他的必赏节目。他还喜欢阅读各类小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情有独钟，收藏了全套金庸著作。他还钟情集邮，收藏的各国邮票琳琅满目。他热爱美食，刀工和烹调技艺堪称一流。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还喜欢观看足球比赛，每逢精彩赛事，他都会打电话预先通知我收看。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名医名师，又是一位仁慈长者。

瞬间，孟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但孟师对医学事业、对附院乃至南通医学院作出的杰出贡献却永远铭记在大家心中。与孟师相处的岁月也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永远是我心中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