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今年8月24日是兴东机场通航三十周年的日子。回顾南通的航空发展史，位于城南的原南通县飞行场（百姓惯称段家坝机场或城南机场）广为人知。笔者在搜集资料撰写《南通历史上最早的机场》（刊于《江海晚报》2021年6月9日）时，曾有幸得见一张拍摄于该机场的合影，或为现存与南通地区机场有关的最早影像，颇为珍贵。

该照刊登于《通报》1946年9月4日第3版，左标“前执行小组在通机场留影”字样，并注明摄影者为记者蔡光之。遗憾的是，因当年印刷条件与新闻纸质量所限，照片的清晰度不高。

图中所提执行小组，全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抗战胜利后，随着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出现的新情况，“军事三人小组”应运而生，在北平成立了由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后因国民党军队在扬中、南通等地渡江上岸，侵占华中解放区的泰兴、靖江和南通的平潮等城镇，华中军民要求徐州执行小组对停战事宜进行商讨。因调处没有结果，军事冲突便愈演愈烈。1946年3月初，“三人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到徐州调处，并专门在徐州中心小组下增设了淮阴第十七执行小组。淮阴小组的三方代表为中共代表韩念龙上校、国民政府代表肖凤歧上校、美方代表邓克中校，办公地点设在位于淮阴的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

淮阴执行小组一行于3月12日起赴苏中前线视察，辗转于东台、如皋、南通等地。3月18日，南通青年学生在欢迎会后冒雨游行，涌向执行小组下榻的桃之华旅馆请愿。国民党对此恼羞成怒，暗杀了参加要求和平民主集会游行的8名青年，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

综合沪通等地多家报纸报道，淮阴执行小组专机曾数次在段家坝机场起降。1946年4月底，小海、观音山战斗发生后，因“南通方面情势紧张”，淮阴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邓克中校率国民党代表杨超上校、中共代表蒋克定中校及美方白来特·赫司脱中校，于5月10日下午乘专机抵通，随行有翻译官孙文荣、电台台长沈万程、译电员朱玉崑等人。此后虽有6月23日“美上校屈门汉昨由（北）平飞（南）通”、7月20日美方代表赫司脱中校“昨晨乘飞机飞往泰县、泰兴视察，……下午仍乘原机返通”等报道，但直至执行小组撤离，几乎不见中共代表参与调处，更无三方人员同时乘机的消息。由此推断，该照片记录的似为执行小组三方人员于5月10日抵达段家坝机场后的镜头。

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于7月13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淮阴执行小组随即移设南通，更名为南通中心小组，也称南通执行小组。后因调处活动失败，南通中心小组于1947年2月“离通飞平”。

其实，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自小海、观音山战斗之后，各媒体争相报道，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但随之而来的是“共军五万正图进攻南通”的传言甚嚣尘上。于是，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及美方代表马歇尔即“拟乘飞机前往调查”，周恩来也曾公开表示愿为此事前往南通。

5月16日一大早，通城南门外的长桥揭示处就贴出了一张由新通、五山两报联合公布的特闻，红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大字，“公布着马歇尔元帅与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氏，三位将于今晨八时飞通的消息。这条新闻的发布，骚动了整个通城，在七点多钟的时候，各学校的师生，各团体机关的首长以及代表，都陆续向城南郊外的飞机场出发，准备欢迎这三位和平使者的莅临。”在飞机飘下纸条告知次日抵达及本地媒体报道“今则马帅亲偕徐、周两先生同莅吾通”后，人们再次于17日涌向城南机场，包括一〇五师师长兼新任南通守备司令刘汉玉、国民党南通区专员兼南通守备副司令徐嘉谟等机关首长也陆续前往。一万余人守候于此，皆欲一睹几位的风采，但饥肠辘辘的结果却是“两度望机空欢喜”。

原来，周恩来等人在出发前得到业已返回北平的淮阴小组的报告：“自本月（按：即5月）初以来，该处一切安谧”，即“共军进攻南通（消息）不确”。于是，周恩来、马歇尔等三人小组的南通之行遂因此而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