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雪冰

黄俊生兄是我多年好友，一个准职业旅行家，写旅行散文的高手，《车轮上的行囊》一书，要宽度有宽度、要厚度有厚度，在江海大地被奉为游记写作的圭臬。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他的新书《南通传》首发式，得一册煌煌三十万言的巨著，我迫不及待沉浸其中，一口气读完后，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南通传》一书从扶海洲的起源引到江海大地的生命历史，在客观事实、史实的叙述之外，穿插着诸多情感盈沛的诗性抒发，把扁平的历史编织出立体感，让我们看到了江海文明的文化流转路径。

《南通传》共有十七章，俊生从南通的成陆写起，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直至当代，十分完整地讲述了南通的前世今生，第十七章“海上丝绸之路新出海口”更指向南通的未来，为她未来的发展打开叙述空间。当然，《南通传》不仅在时间链条上是完整的，它更大量盘点了南通的历史人物、地名、习俗以及丰盛的物产。他不仅写到广为人知的吕岱、骆宾王、文天祥、柳敬亭、胡长龄、冒辟疆、董小宛、张謇，他更写到朱清、圆仁和尚、王观、蔡蕙等早已淹没在浩瀚大历史中的人物，他描述南通丰盛的食脉，任凭别具一格的江海菜品在舌尖上穿越古今……可以说，这部《南通传》很好地体现了“传”这一文体的完整与丰满。

我情不自禁地轻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从史学角度看，《南通传》吸纳了江海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并丰富其内涵，使“正统的历史”更加丰满。历史是一条浩荡的江河，为一座城市立传绝不可能像历史学界的引经据典、冗长考证，而是只能撷取最具代表性的浪花或片羽，向纵深挖掘、向周边拓展，这不仅考量一个作家的智慧，更考量一个作家的历史鉴别力。在实际写作时就需要有勇于裁切、适当取舍的胆识，对于一般的历史风物、遗传风情着意描摹，而对于历史学界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吸纳，唯有如此，作品才能立稳根基，也才能更可亲可信。如，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青墩文化和南通海上通道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南通大学钱健教授研究认为，南通的海上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辟，因为青墩遗址发掘的部分陶器，明显受到西亚、北非和印度洋沿岸文明的影响，日本弥生文化早期遗址如板付、凌罗木等发现的稻作遗存，均与青墩、龙虬庄的稻作遗存相同。《南通传》正是吸收了这一最新观点，不但更加逼近历史真相，还丰富了历史本身的内涵。此外，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民间传说的流传、开荒煮盐的历程等，均在吸取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春秋斧削，聚焦阐发，有时偏偏引而不发，理性节制，足见作者审美的鉴别力和艺术再造的深厚功力。

从文学角度看，《南通传》以优美的语言营造灵动的语境叙说江海文化的璀璨，使“灿烂的文化”更具质感。在这部作品中，俊生的叙述语言有两点特别令人激赏。其一，擅长用华美丰赡的语言想象与描述历史细节。比如他写长江：“当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唐古拉山最高峰坠落的时候，也许没想到会走离家乡那么远，远到6380公里外的东海，让她成为世界第三长河。”再比如他写通吕运河：“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天涯，河流经过的地方就有乡愁。通吕运河，承载着江海儿女的乡愁，流向蔚蓝大海。”因着俊生飞扬的想象与描述，枯燥的风物陡然生动了起来。其二，将诗性的语言引入历史叙述当中。翻开《南通传》，我们可以发现到处是诗情画意，比如“一脚踩下五千年”“从神话里走来的人”“刻在碑文上的时光”“掘港国清寺有话要说”“白衣帝师的前尘往事”“一柱楼案：历史衣襟上的斑斑泪滴”“宽街窄巷是凝固的长短句”等等。诗性的语言必然承载着诗性的思维方式。用诗性的语言叙述历史，既使遥远的历史变得贴近和温暖了，也让我们得以用诗性的思维方式重新打量历史，从而让历史以文学的面目生发出崭新意义。

这是我个人读后的粗浅收获，是谓“得”，下面再妄言两点“失”。

其一，从史学角度看，城市传记的基座首先应该是不同时间城市物质空间的“城”之传。一定意义上，“城”之传不能向壁虚造，只能依靠文献和田野调查，而且必须有一条脉络清晰的朝代更替索引。《南通传》显然没有这么做，俊生抄了一条近路，他用“小故事”来折射“大时代”，这样一来，可读性大大增强了，但“信史”的分量则打了折扣。

其二，从文学角度看，《南通传》的前半部分更像一部大历史散文，文学韵味十足，俊生以散文化的笔触诗意地讲述南通的“前世”，字里行间充斥着浓重的个人情感，这对《南通传》来说，阅读快感是有了，但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快感必然抵消了不少作为史料的《南通传》的严谨和翔实。

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南通传》就像一本江海平原的古老家谱，字里行间的强烈情感本身就是“包容汇通，敢为人先”南通精神的具体体现，俊生用他那支诗意四溅的笔，与遥远的祖先进行着沟通，让我们能听到千百年间江海文明激荡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