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最近，从朋友处弄到《江苏文史资料·吴中耆旧集》，其中收有鸳蝴派作家范烟桥的自定年谱《驹光留影录》，是范先生1965年从日记中摘录而成，手稿今藏于苏州大学图书馆。

年谱显示，自1915年先生22岁时，始写日记，且持之以恒，直至暮年。而在1938年末《社会日报》“偶得集”专栏上的短文《日记》里，则称在辛亥年（1911）即以“国民日记”开始记，中断过3年，后“绵延不辍，以迄于今”，只是某年“于役历下”（或指1927年在山东济南编《新鲁日报》“新语”副刊），以及年初时因交通阻梗，买不到日记簿，只得记在白纸小册上，故合计有数月失记。

关于记日记的好处，范氏认为，“日记是个人的历史，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文字，我们可以从日记里看到作者的生活、阅历、思想、学力、交游，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时还能看出史实的歧异，和多方面的影响”。（《日记的探讨和检点》）而“只要时常把日记检点一下，从交游、服务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动作上，可以看出某日所作所为，有怎样的错误，便可以设法改变，使不至重蹈覆辙。或者写作上有多少缺陷，也可以因检点而得到改正的机会”。（《怎样作日记》）

范氏还归纳出十种日记的范围，分别为：“读书的心得、治事的检点、阅报后的感想、演讲的记录、集会的记载、游览及娱乐的描写、集团重要事件、生活的变化及感觉和社会重要事件。”所谓“一饮一啄之微，亦必有所触发，不必拘于一格，随时随地一事一物皆可记载”。文字表达方面，则应做到三点，即信雅达。具体地讲，“信”指记载时“不打谎，不隐讳，不掩饰”。“雅”，须“求其要言不烦，流利通顺。倘然属于描写，尤须具有艺术的美；至于批评，更须有忠厚的存心，不作恶俗的谩骂”。“达”，“凡是心中所要说的话，不必考虑是否正当，尽可尽量的写出来”。

范氏本人在日记方面的实践，曾多次见诸报刊。如1926年《时报》副刊“小时报”上的《消夏日记》，又如《愚楼日记》（刊于1944年《永安月刊》），是从他来上海之后，赁居西区愚园路时所记，故此命名。更大规模的日记精选，则将7年来的“尘世历历”取名《寄琐散叶》，分多期刊于1945年钱芥尘编《大众》月刊。爰举一例：1939年1月，“午赴万利酒家，参与东吴大学新年会，到百馀人，晤虞山俞志靖兄，惊悉其兄天愤客死阳羡，为之悒悒”。俞天愤是中国早期侦探小说作家，古道热肠，人称“俞戆”。另据烟桥同时期的随笔《偶得集·俞天愤》可知，俞氏“已于去年十一月间客死阳羡乡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