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农

翻阅黄梅新著《奥斯丁问题》（三联书店2023年9月版），见到第一页上有一句：“在漫长的维多利亚时代里，奥斯丁的作品赢得了G.H.刘易斯等文化名人的衷心赞许。”这位刘易斯，让我想起《简·爱》问世之初，与作者通信的那位。找出《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一看，果然是同一人。有意思的是，刘易斯与夏洛蒂的通信也涉及奥斯丁，而且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

刘易斯是最早对《简·爱》表示好感的批评家，但他不赞成作品中“情节剧式的夸张格调”。在通信中，他规劝夏洛蒂，要坚持写真实，切莫偏离实际经验的园地。他推崇《傲慢与偏见》，希望夏洛蒂像奥斯丁那样“多加克制”。夏洛蒂则回信予以抗辩。

在1848年1月12日致刘易斯的信中，夏洛蒂写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奥斯丁女士？对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本来没有读过《傲慢与偏见》，看到你那句话，我把这书找来读了。可我看到了什么呀？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惟妙惟肖的银板照相！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精心侍弄的花园，整齐的花坛镶边，娇嫩的花朵；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没有开阔的田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我才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哩。”

刘易斯答复说，奥斯丁不是一个诗人，没有“感伤情调”；并告诫夏洛蒂，必须“学会承认她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夏洛蒂随即反驳道：“没有诗情，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吗？奥斯丁女士既如你所说没有‘感伤情调’，没有诗情，那么她或许确是明智的，现实的，但她不可能是伟大的。”

在1850年4月12日致威·史·威廉斯的信中，夏洛蒂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又读了奥斯丁女士的一本小说——《爱玛》，她把她那刻画英国上流社会人士生活外观的行当干得异常出色。她的绘画犹如中国画一般惟妙惟肖，刻意求工。她不用任何强烈的东西来骚扰她的读者，不用任何深刻的东西来使他们不宁。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

夏洛蒂对奥斯丁的非议或许过于尖刻，但就像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那样，不能简单地视为“文人相轻”，因为同是经典作家，两人的艺术追求、人生态度截然不同。奥斯丁看重经验和现实，夏洛蒂看重激情和理想，是显而易见的。推崇奥斯丁，还是赞同夏洛蒂，由个人的秉性、趣味决定；《傲慢与偏见》流行，还是《简·爱》风靡，与社会风尚、时代风气相关。借用黄梅的概念来说，奥斯丁针对奥斯丁问题，夏洛蒂针对夏洛蒂问题，各有各的背景和意义，都能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