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

2010年，黄裳为增订本《来燕榭书跋》题写后记，忆述幼年在上海访购书刊的经历，“抗战初始，我家移居上海。聚书兴致仍在，但买书钱只有母亲给的零用点心钱，远远比不上南开时代了。常跑的不是书店，而是居处附近的一家旧纸铺，在我的书跋中称作‘徐汇唐肆’者就是”，虽然“也因此而结识了老板唐君”，可是“我始终不知其名”。但黄裳在1961年为《忆江南馆词》所写题记已然说过，“其人唐姓，名伯花，南汇人”。

1984年，黄裳还在《读书》上发表散文《老板》，专写这位徐汇唐肆主人。据载，“老板是个四十多岁农民模样的汉子，剃着光头，常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短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带子。胖胖的圆脸，满口南汇话。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杆秤，随时收购上门来出卖的旧报旧书，用不到看书名，只要认得秤码就行了”。战乱流迁之后，黄裳重访故地，“老板还穿着他那件短袄，只不过两鬓斑白了”。一日，“见面后他从阁楼上床铺下面取出一册包得很仔细的旧书，郑重地交给我”，是明嘉靖刻本《兰雪集》，“北京客人打了多年主意，他都没有出手，觉得应该让给我这个‘藏书家’。问他价钱，不肯说，摇摇头，只是笑。最后是用一本书的版税（那是很菲薄的）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账。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

1951年，黄裳却说，“《兰雪集》，余曾见一嘉靖本于徐汇唐肆，甚古雅，惜索直昂，终未能得”。1979年，又说，“《兰雪集》二卷，徐汇唐肆主人于劫中收得，欲请易之而秘惜殊甚，意殊惘惘。后收得鲍以文手校钞本于琴川故家，思欲一校此刻，亦不允借。最后始于枕函中出此册，云可见售。见之狂喜，更不论价。终以家藏旧书近百斤易得，而犹贴米石许”。得书之难，可发一慨，然其“计叶论钱，贵等宋椠”，则与“最低廉的代价”大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