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宏

知青与老师，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称谓被捏合到一起，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我的老师姚侃，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1967年夏天，一年级开学在即，母亲领我到村小学登记报名。在村小学院内的一棵梧桐树下，摆了一张课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看上去挺严肃且微胖的年轻人。走近了，母亲催促我管这个年轻人叫“姚老师”。年轻人填写好我的名字后，问我母亲：“伢儿的小名叫什么？”母亲轻声相告，年轻人抬起双眼，把手伸过桌子，在我的头上抚摸了两下，笑着说：“哦，叫云儿啊。”本来怯生生的我，瞬间萌化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姚老师，那年他才二十出头。

因为“跟班走”的原因，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毕业，姚老师一直担任我的语文老师，在先生膝下承欢七年，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幸福时光。

记得当年上课铃响过，只要姚老师走上讲台，教室里立刻鸦雀无声。课外，姚老师与我们这些农村娃子拔河打球、促膝谈心，分外亲切，面颊上的一对梨涡，总盛满了爱意。我那时常有些纳闷，课上课后，姚老师为什么判若两人呢？

在语文课上，我印象很深的是姚老师着重引导我们多掌握词汇、理解词意和用词技巧。每当他信手拈来有趣的近义词和反义词，犹如相声里猛地抖出了包袱，教室里立刻掠过一片会意的笑声。

有一次星期六放学前，姚老师在教室外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刚买了永久牌自行车吗，明天你骑到学校来，咱俩一起去一趟李堡。”翌日早上，我蹬上自行车赶到学校。我猜，准是姚老师利用休息日想到李堡逛个街。结果没想到他是去区教委找语文教研组一个年长的老师，请教《风波》一课上的教学问题。我的职责，是在街上蹲守自行车。眼看一家又一家店铺里的店员都端起了饭碗，而姚老师还在为《风波》的备课与人交流切磋。姚老师的这种谦逊和求真精神，我一辈子铭刻在心。

不管到哪个年级，姚老师每周总会给我们布置一篇作文。作文本发下来，上面总少不了他的“朱批”。至于订正了什么、点评了什么，早就被大脑自动删除了，但姚老师的书体，我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字态清朗，刚劲有力。这与他敦实的体型不免有些违和。

记得初二年级开学后的一天，姚老师发现班上多了个空位。他课后查明，缺课的学生蔡正宏已到公社小土窑挑砖坯了。姚老师怎么也舍不得他的学生辍学，当天就急匆匆赶到蔡正宏家里。蔡正宏的爸爸告诉姚老师，他和妻子都生病，蔡正宏和两个弟弟在学校念书，工分决算年年倒挂。这个家庭的父亲还是明理的，并没有要求大儿子退学，倒是懂事的孩子要为家里减负，自作主张离开学校。仗着力大，小伙子一天能挣三个男社员的工分收入。与时间赛跑，姚老师追到小土窑，拦住了正在挑坯的蔡正宏。一见老师，蔡正宏低着头说：“姚老师，我知道您来找我是好意，但我退学的事您就不要费心啦！”面对如此执拗而又懂事的学生，姚老师的双眸瞬间泛起泪花。明知眼前是块坚冰，他心中却没有闪过一丝放弃的念头。在姚老师的不懈努力下，第三天，蔡正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十年后，当我得知回城后的姚老师荣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称号，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消息后，一点儿也不感觉诧异。

以前，我一直以为姚老师的履历很简单，而老农符仁志告诉我，姚老师插队后，也和他们植过棉、插过秧、车过水，还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飙过挑泥号子。在担任村小民办教师之前，和生产队养牛的老汉王驼子还一起睡过牛棚呢。艰苦困厄，让这个知青小伙儿与乡亲们的感情拉近了、夯实了。

走上南通中学领导岗位的姚老师，情系抛洒过十五年汗水的“第二故乡”。他多次送教到海安学校、帮助学校提升办学档次，还牵线搭桥为沿口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

光阴荏苒，姚老师插队，算到今年五月已六十年了。“红英落尽青梅小”，在这个暮春时节，恳请已逾八秩之年的姚老师，接受我这个年近古稀学生最崇高的致敬，祈愿姚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