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司徒

2023年12月16日晚8点朵云轩秋拍，出现了一部文学家、出版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1939年的日记。诚如拍卖行蔡董妍女士的介绍词所言，日记作为一种及时的记忆书写，能补充和丰富历史，为后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生动细节。

据介绍，该日记从1月2日至5月16日、6月8日至7月30日写于日历散页背面，其余时间写于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民国二十八年国民日记”簿。仔细观察朵云轩官网上提供的部分日记图像，笔迹多为钢笔书法，鲜有毛笔，且书写速度极快，中英文夹杂，故辨认不易。日记首页签名：西谛。后题“郑西谛所遗，应为妥善保存”。卷尾附购书记录一页，金性尧等十九人家庭住址及电话两页。

1939年，上海华界已沦为日占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孤悬一方，形似孤岛。郑振铎所任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暨南大学搬至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四合里38号。他困守孤岛，却依旧不忘初心，几乎风雨无阻，保持原有生活习惯，除了在大学办公、授课、议事，在家作文外，仍旧上街购书、售书，独自一人或与家人赴影院看电影，与友人们喝咖啡、饮酒、吃茶、聊天，度过忙碌而紧张且丰富多彩的一年时光。

注意到“拍品描述”中的第四部分“寒士精神，弥足珍贵”里提及，“通过日记，我们还能知悉这一年中，郑振铎与张珩、季羡林、金性尧、夏丏尊、王伯祥、周予同、郭心晖、戚叔含、陈西禾等人的交往情况”。甫见到这句陈述，不无疑虑，因季羡林当时远在德国柏林度其留学生涯，在他晚年所撰《留德十年》的“楔子”里写道：“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入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换言之，季羡林是1946年才回到祖国的，在1939年他又是如何与郑振铎保持联络的呢？当然，我尚见不到日记内容，他们也可能只是书信往来，因此虽有疑虑，亦无从查证。

直到近来，有幸读到《海派》第六辑所收郑振铎先生文孙郑源整理其祖父的这部日记，为1939年1至2月内容。1月8日，郑氏“偕季羡林、性尧到永兴昌喝酒”（书中第19页）。这就有问题了：季羡林当时不在上海，他应该没有可能与郑振铎、金性尧一起身处福建路195弄3号的永兴昌绍酒栈里喝酒聊天吧。

于是恳请郑源先生将那一页日记的扫描版本通过微信转给我，原来“季羡林”的季字后面有一处涂改痕迹。经仔细辨认，似乎写着“季琳”二字，即著名作家柯灵（本名高季琳）。1939年，柯灵留有一部《掠影集》，收入“大时代文艺丛书”。郑振铎是丛书编辑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