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丈夫长期在广州从事销售工作，温女士把3岁的女儿寄养在东莞的父母家。半年前，她给女儿买了一款卡通外形的可爱机器人，却从此引发了“用机器人上瘾”与担忧小孩更喜欢机器人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她希望智能机器人能用更丰富的百科知识、更生动的讲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来陪伴小孩；另一方面，她又担忧孩子对有问必应、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联结，甚至对类人机器人的依赖超过妈妈。

“两年前，我给4岁女儿买了一台智能机器人。当我工作一天回家还得加班，又被要求一遍又一遍陪读绘本时，我就会主动提出让孩子去找机器人玩。”来自深圳某外企的Linda调节人机合作育儿中母职劳动与智能化教养的关系，是以自身的劳累程度或特定劳动的社会意义为依据。

这是很多兼顾事业与家庭的母亲的普遍情况。妈妈们会积极思量哪部分育儿劳动适合外包给智能机器人，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她们的家庭地位与角色期待。比如划定自身与“智能育儿助理”的等级与分工。她们会区分出“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礼仪、情商、社交能力等关乎“价值理性”的活动，后者则包括给小孩放动画片、讲故事等教养成本偏低的娱乐活动。“有意义的工作”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母职”，她们反复强调“这是我的孩子”“机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认定自己会主导孩子的教养权。

对育儿意义的划界，本质是一种分工实践：一来，“精神层面的母职”有助于强化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作为女主人的象征秩序；二来，将育儿工作中“不重要的琐事”转包给机器人，体现出女性将智能机器人视为传统育儿方式中部分“无意义”职能的平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