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家庭模式，但祖辈（尤其是奶奶或姥姥）往往会参与到子代的育儿实践中，并对智能机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极的态度，表现为不赞成购买，购买了也不使用，以及儿媳/女儿使用时会担忧、干涉或埋怨。

一方面，祖辈担忧家庭网络外的“不速之客”机器人，及其精确的编程语言和科学的知识设定，会威胁自身从艰苦奋斗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的劳动本领。另一方面，祖辈帮忙带娃大多涉及有酬合作，即无暇带娃的父母每个月会给帮忙带娃的长辈一定经济补偿，或带他们外出旅游。然而，人机合作育儿是一种无偿外包——智能机器人靠电池就能持续运作，“一次花钱，长期受益，想用就用”，进而导致了传统家庭观念中“谁主内”“谁是外人”的身份发生翻转。

为了平衡祖辈的心理弱势，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女性对机器人的两种策略性使用。一是祖辈在场时的展演型策略。当与祖辈共处一室时，女性会频繁向他们展示孩子与机器人玩耍时的开朗个性、行为，比如引导孩子模仿机器人的某个动作或让孩子跟着机器人背诗，或反复强调“血浓于水”“机器人只是工具，哪比得上亲生的”，淡化长辈们对使用机器人带娃的担忧。

二是回避祖辈在场的迂回型策略。很多妈妈提出传统母亲角色（亲力亲为育儿）与追求个人价值的冲突，并苦恼于自己购买机器人以适当减负的初衷，被长辈们解读为“乱花钱”“不想带娃，想偷懒”。为此，她们有意避免在祖辈面前使用机器人，而当有长辈在场时，她们会主动“表演”一些家务劳动，避免机器人对“贤妻良母”角色的收编与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