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儿园老师，也是自己6岁儿子的“班主任”。为避免儿子放学后极度依赖母亲，她让儿子每晚向早教机器人交流当天学校的见闻，自己只是旁听且不参与人机对话。“他把机器人当成同龄朋友，能说秘密的那种。他向机器人吐槽时是不用看（家长）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疏离的“严母形象”不会挑战母亲作为“育儿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她们执行对孩子的观察与管教。

而在有些家庭中，“权威的母亲”与“亲密的机器人”育儿风格分工可能会翻转为“道德化的母亲”与“机器人替罪羊”的分工。当母亲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时，她们会展现一个“道德化母亲”的形象，比如会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将“禁止孩子看电视”“再不睡觉就抓走”等禁令性的教养行为让机器人来承担。

我们恐难再将日渐兴起的智能育儿机器人简单解读为中国家庭内一项用于辅助育儿的技术客体。女性与机器人围绕人际关系、家庭场景、角色互动、教育价值观等内容共同建构的“人机合作育儿”，凸显出家庭教育理念新旧更替、代际关系、社会性别互动等命题的复杂性。因此，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智能机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伦理问题，以及家庭教育智能化、现代化遭遇的伦理问题，都值得研判和应对。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