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流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具有明显向体制内卷的特征。出于风险回避、逃避心理，大学生就业会越来越扎堆于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不可否认，有编制的体制内工作，至今仍是不少大学生的首选。尤其来自家庭压力的职业规划，在大学生求职者身上更甚，甚至有人认为有编制的工作才算“正式工作”。这种家庭对体制内的“固执认可”，使得一些年轻人不得不在考公考编路上披荆斩棘。此前据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毕业生，在长达4年间，只要有体制内的公招考试，都义无反顾报名参加，大大小小参与了不下20次的体制内考试。称其为“公考狂人”，并不为过。

一些大学生对体制内和编制的过度崇拜，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有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抢”到选调生名额，却因为对基层岗位不适应，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的选择放弃，更多的则成为“公考狂人”。特别是，此前据媒体报道，一名在哈尔滨事业编环卫工岗位招考中落选的研究生，曾发出毒誓：“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更是对体制内和编制倾注了太多悲情，涂抹了太多功利色彩，甚至将体制内和编制妖魔化了。诚如专家所言，这不仅不能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竞争的“白热化”和向体制内卷的从众化。

国内大学生对体制内和编制的追捧，尤以公务员岗位为首选。这固然很大程度折射公众对体制内优越性的认可。然而狂热追捧的背后，也折射出了当今社会对体制内和编制的非理性解读，给体制内和编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光环，放大了其蕴含的附加值。换言之，对体制内和编制的盲目追捧，缘于人们在认知上存在的误区，只看重体制内和编制的“安稳”，而忽略了体制内的竞争和职责。殊不知，公职人员就是为社会和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普通劳动群体，并非一个坐享其成的“铁饭碗”。

不容忽视的是，“有编制才是正式工作”“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等扭曲心理的形成，缘于现代大学生对城市生活和安全感的焦虑。许多大学生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外来工，因此享受不到城市的配套福利，在利益和情感上都与城市隔膜重重。与此同时，业已显现的“大城市病”，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拆建不重民生、一锤子买卖式的急进现象，也加重了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不安全感”和“痛苦感”。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也要落户城市，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居民；而取得编制，显然是落户城市的一条重要通道。

可见，体制内卷从众化，实为社会心态功利化，亟须对症下药。首先，必须摒弃强加在体制内和编制上的附加值，让其回归服务社会和群众的本真。这就要求国家和地方应该持续推动机关和事业单位制度改革，一方面制定措施吸引优秀人才，另一方面精简机构和人员，完善竞争、约束和退出机制，真正打破体制内和编制的“铁饭碗”。特别要打破户籍壁垒，使各类从业者能够平等享有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从制度上给他们以心理认同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