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

无论小县城还是大都市，创新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我们追逐创新，也被创新追逐着；创新就像一根鞭子，我们紧抓不放，也被他抽打着，哪怕遍体鳞伤。

◇人行道上，一个年轻女子推着童车。童车上有个男孩，童车旁边还跑着一个男孩，一只小手扶着童车，帮妈妈推着。这个女子是专治楼房漏水的小师傅的老婆。泰宁市场这一带，栖息着好多这样的外来工。他们住在小面包或者拖拉机改装车上。夏天，就用一张席子睡在花坛里。下雨了，男的躲在家具城的楼道里打牌，女的坐在小马扎上刺绣说闲话。我看着他们从青年迈入中年。他们面色黧黑，但精气神很足。我常常想踱过去，问一些傻瓜问题，可一句也问不出。有时候，他们中的一辆车，底盘下面，也会出现一条土狗，或者一只大狼狗。小土狗看见毛毛，就摇着尾巴。狼狗见到毛毛就吼，主人一声怒骂，朝我一笑，狗便不响。等下次再走过去，狗又不见了。

◇毛毛走了。毛毛终于走了。十年前，毛毛来自西安，落户小县城，埋在六安。毛毛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但他无处不在，他让我陷入无可救药无所适从的孤寂。难受，是那种自责与揪心的痛，不知生发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也许不带他去天堂寨，或者我们不贪玩，他还能多撑些时候。他是多么不愿离开小县城，离开这个家呀。原谅我，亲爱的毛毛。没有人如你，十年间与我如影随形。

◇父亲有一小块秧亩，两三方的样子。他说种不动了，怎么办，我说给我种菜吧。父亲带着我，去看那块地。在红星河北。有三四张方桌那么大。田很湿，稻根还在。父亲说得施肥，他没有买到复合肥。我说那就浇粪吧。正好看到老会计，去他家找了粪桶扁担舀子。会计家养鸡，有的是鸡灰。老会计说，舀厚些，和些水。我挑了两担，行走在田埂上，一手把着担子，一手把着插在粪桶里的舀子。乡野的风真大呀。肩膀有些压，我尽量把扁担横在肩周，以减小压力。第一担和水浇完，才发现扁担没放好，沾满了鸡屎。我拿着扁担，用稻草擦干。第二担过来，先把扁担放远，免得再次弄脏。一个妇女问我准备种什么。我说种菜。什么菜。没想好。父亲已经在秧亩四边，点了豆种。遇到先林，问我多大了。我说四十八。他说他六十四了。他用一架独轮车，推着鸡粪。回来的路上，一直在讨论种什么菜。下周肯定要弄，过了时节就不行了。呵呵，不管怎么说，我也有自己的一块地经营了。

可想而知。那块地，压根就没收获过。离开了乡下，我也有了城里人的通病。

◇无论小县城还是大都市，创新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我们追逐创新，也被创新追逐着；创新就像一根鞭子，我们紧抓不放，也被他抽打着，哪怕遍体鳞伤。

◇连日来，我一直在翻箱倒柜，挑拣和阅览自己的作品，打算编一本自选集。我在虚拟的文字和虚构的故事里，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我曾经是那样的激情飞扬，拥有过剩的想象力。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我的呼吸常常跟不上我书写的节奏。奇幻的细节我都不敢相信出于我的手。不过我也发现，我并没有超越自己，我还是原来的我。故事的清晨与黄昏总该有些区别的。也许是烟酒过多，我只不过换了个叙述的嗓子吧。如果现在还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想我也有新答案了：我写作，是为了让我在剩余的日子里，就着摇曳的烛火，每天读一篇自己的小说，翻一本自己的书，怀着愉悦的心境，了此残生。

◇我不知道我的南通之行，是梦境还是真实。或者，来自小县城的我一直穿行于真实与梦境之间！

我不记得多久没去南通了。十月底的一天我从小县城去了南通，车从我的母校门前倏忽而过。我来南通不是怀旧，也不是会老朋友，尽管我仍然为他们保留着一颗心。我来听歌手陈奕迅的个人演唱会，也不是作为一个粉丝，而是为了怀念陪伴我整整十年的毛毛。我曾经在昆明的露天迪吧，随着几千人吼着嗓子举手如林；也曾在南京新街口的广场上，于人山人海中手舞足蹈，倾听摇滚歌手荡气回肠的声音；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街，我也曾坐到凌晨三点。那样的盛况注定不再会有，所以我不得不来听这样一个足球场上的演唱会。微信里的一个朋友说，有故事的人不能去听陈奕迅，因为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泪流满面。我期待着，结果你一定知道，我失望了。球场上的演唱会侧重的是表演，而不是歌唱。在炫目的灯光里，一切都在走形变样，人们的脸庞过于夸张，过于脸谱化，眼睛都是绿绿的。不仅我没多少情绪，我发现那个歌手也没多少情绪，尽管他蹦蹦跳跳，唱得满头满脸的汗，我更担心他会不会冷不丁地摔上一跤。甚至在唱《不要说话》时，我觉得他跑偏了，也可能我还沉陷于上一首歌的曲调里？这首歌快要结束时，他似乎才找到了一点感觉，或者说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尤其在唱《十年》《好久不见》《你的背包》时，他的表情与歌曲反映的情境完全不对位，他歌唱着，但是已经成了一个局外人。事实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歌唱的年代，我们只适合垂泪独吟。倒是我从没听过的那首《多少》有点意思，虽说仍然表现出高度的分裂，但更像是他个人化的作品。当然不是说此行我一无所获。听不得，我可以看，我观察着所有的听众，甚至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在我的观察范围。听众们自然是如痴如醉，后排的一个小伙子每首歌都跟着唱，唱完便哑着嗓子喊：EASON，EASON，EASON——这得傻到什么地步才能做到！而一俟听众们摇着荧光棒站起身来，带队的警察便面无表情，抬手举起射光笔，一根细细红线笔直地瞄准住了你——这个可以有吗？我的左侧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孩，从头到尾，她一直在用插在充电宝上的手机拍照，然后发送。她一定是个合格的粉丝，超级粉丝，却不像是来听歌的。我问她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她说在上高一。她的同伴，也是她的表姐，坐在她身后。听着她们说话的乡音，才知道她们同样来自我的小县城，每人花1580块，买到这两个座位。表姐对表妹说，你爸也追来了，哈哈他追来干嘛呀。不久，漂亮的表姐又说，呵呵，你爸说他在外面溜达很无聊，也进来了。他花了三百块，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看台票，她指向遥远的北看台。那里闪烁着五彩的灯火。她们看不见，但她们知道，高一女孩的父亲，就淹没在那光线璀璨的汪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