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1899年7月7日，江海北关给三井洋行颁发的为大生纱厂运输煤炭的税单。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张謇担保的黄兴三井借款，是筹备中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对于财政极端困难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意义重大。这是张謇顺应历史潮流，从推动立宪转向支持共和后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支持。

1911年12月下旬，为筹措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黄兴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银元30万元，由张謇出具保证书作信用担保。根据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张謇亲笔手书的保证书内容如下：

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通行银元三十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惟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另订条件外，特具此书。三井洋行鉴存。

张謇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一月

据张孝若在书中讲述，“三井和大生向有往来，当时有拿厂做保证抵押的意味，不久就照数清还，这借据也就立时收回了，现存我父遗物馆中”。张謇担保的黄兴三井借款，是筹备中的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笔外债，对于财政极端困难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意义重大。这是张謇顺应历史潮流，从推动立宪转向支持共和后对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支持。张謇愿意担保，也跟他对黄兴本人的支持有关。12月4日，各省驻沪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会，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所谓各省代表会议，主要操纵在原谘议局系统的立宪派手中。而张謇是其中的核心成员。12月17日黄兴力辞大元帅，推荐黎元洪出任。各省代表会议改举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12月中旬委派同盟会会员何天炯赴日借款，毕竟路途遥遥，三井洋行在上海设立分店，便于及时地沟通。12月2日，张謇从苏州赶到上海，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会晤，会谈的内容或许就有借款事宜。

三井洋行能够接受张謇的担保，固然不能忽略张謇12月19日出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这个背景，但从张謇以个人名义签署保证书来看，根本原因还在于张謇与三井洋行多年的商业合作关系。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洋行），是日本四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之首,1876年创办,本社位于东京。先后于上海、天津、香港、营口设分支店所,经营进出口贸易及航运业。上海三井洋行(又名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成立于1876年,是在沪日商洋行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家。上海三井洋行从日本输出除棉制品以外的所有商品,从中国输入土特产传统商品和原材料等。

三井洋行早在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就与南通（通州）发生经济联系，南通是三井洋行原棉的采购地。南通从明代开始种植棉花，所产棉花纤维长、色泽白，是棉纺织业的优质原料。南通棉花销往日本，约在1885年前后，当时上海一带棉荒，品质不佳，但南通棉此时却是丰收年，品质优良，价较低廉。本花每担市价约银10两，而通州棉每担价仅9两。由上海丁益大花行郑宝恕兜售于日商，运销日本。另据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日本明治维新后，棉纺织业发展甚速，日商均来我国收购棉花，宣统元年(1909)，我国棉花输出额达六十三万担，其中通棉实占最多数。日商三井洋行所打通花大包，刷用唛头(商标Mark的译音)概为“通风”二字。在南通长期购买棉花，三井洋行与大生纱厂之间不免存在竞合关系。

作为大生企业煤炭的主要供应商，使得三井洋行与张謇来往密切。三井洋行成立后，直接促进该公司发展的杠杆，是1876年取得的官办三池煤矿所产煤的独家出口销售专利。三井洋行收取三池煤出口额2.5%的佣金和利润的半数。其出口额，在1877年是2.7万吨，到1886年成为183.7万吨，出口地区也从上海扩大到天津、香港、新加坡。早在大生纱厂筹备期间双方就建立起合作关系，1899年7月14日，大生沪帐房“付通厂三井煤1022吨九八元4905两6角”。之后广生油厂、大生分厂、大兴面厂、大达轮船公司等多家大生企业都采购三井洋行的煤炭。由于三井洋行与大生企业之间煤炭供销量大而且频繁，因此双方关系密切。武昌起义爆发后，大生纱厂和大生分厂派往大维纱厂的员工，因为没有川资被困武汉，由于无法汇款，所以大生纱厂一度打算由三井上海分店出面，请三井汉口分店代买船票。三井洋行还曾赠送给张謇吕宋烟和饼干。这些细节无不显示三井洋行与张謇的关系，因此张謇出面担保是有说服力的。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