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彼得·海斯勒在涪陵师专任教时的回忆录。2001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年获得桐山奖。2010年在国内出版，译者是李雪顺，是他在师专任教时的同事。

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启动，整个社会处于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书的前半部分描写海斯勒学校内的生活，后半本书是他走向社会后的所见所闻。

海斯勒作为一个美国人，用一种全然陌生的眼光去观察、理解社会里的现象；与此同时，他的笔触又保留着温度。比如对于“棒棒军”的描述，“涪陵有许多搬运工，人们把他们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随后，海斯勒这样描写搬运工人：“棒棒军喜欢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如果看到老外在小摊吃东西，立马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来，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

我喜欢这段，是因为随后话锋一转——“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多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

让外国人描述中国的搬运工人，容易写得猎奇，也可能写得精准冰冷。

说到这里，精准、客观，也许是很多人对于“非虚构写作”的诉求。在《江城》里，海斯勒显然没有把自己从作品里择出去，或把自己放在上帝视角，他看到，然后去想背后的原因。他也会写自己的思想历程，即一开始他是这么以为的，之后他又随着更多的理解改变态度。海斯勒的观察很温情，面对他生活里遇到的学生、社会上遇到的人，他都带着几乎笨拙的真诚。

当然也有负面的描述，说1996年的涪陵：“吵闹、繁忙、肮脏、拥挤……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这些污染都无能为力”；也有教学上遇到了困难，“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

于是，海斯勒说：“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就尽量不再想它。”

这也让我学会怎么面对我生活里的困境。在旅居澳洲的这几年里，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些人，或者坐火车的时候，有人没头没脑问，“你是中国人吗？你对你们国家怎么看？”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紧张，但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我只好告诉你，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很爱我的国家。”在我的经历里，我是如何尊重自己的，我会告诉别人怎样来尊重我。但是很多遍之后，紧张会叠加，叠加到一定程度，也会让我感到困扰。海斯勒的经历告诉我，有时候把“他们的质疑”打碎，处理完一件就丢掉一件，“不要再想它”！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本质。

所谓“非虚构写作”，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在西方文学界被称为第四类写作。“非虚构”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客观事实”本身是无法被穷尽的。但读者又对“非虚构”抱有更严肃的态度。简单来说，一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弄明白前因后果。然而很多时候，事件和事件的逻辑关系，不一定是因果，也有可能是相关关系：正相关、负相关，甚至两个事件之间纯属偶然。当一个事件变得复杂，那么叙述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客观”。

在第三篇《大坝》中，他一开始的感受是困惑，因为涪陵当地的市民，对三峡这么大的工程，对于这么重要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是会象征性地回复海斯勒“如果你是移民，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引发到他认为 “这种人们对于公众事务态度的疏离……是因为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鲁迅作品里的“小范围的集体主义”和“集体漠视”的认知，在海斯勒作品里你也能找到某种契合。

在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多重逻辑与多重真实，海斯勒在每一次社会观察后，都给出一个想法，当你接纳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抛出第二个、第三个观察，面对同样的事件，海斯勒给出多维度的“现实回答”。让我想到批评家李敬泽曾经说的，“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