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是彼得·海斯勒在涪陵师专任教时的回忆录。2001年在美国出版后,同年获得桐山奖。2010年在国内出版,译者是李雪顺,是他在师专任教时的同事。
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启动,整个社会处于一场巨大的变革之中。书的前半部分描写海斯勒学校内的生活,后半本书是他走向社会后的所见所闻。
海斯勒作为一个美国人,用一种全然陌生的眼光去观察、理解社会里的现象;与此同时,他的笔触又保留着温度。比如对于“棒棒军”的描述,“涪陵有许多搬运工,人们把他们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随后,海斯勒这样描写搬运工人:“棒棒军喜欢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如果看到老外在小摊吃东西,立马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来,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
我喜欢这段,是因为随后话锋一转——“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多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
让外国人描述中国的搬运工人,容易写得猎奇,也可能写得精准冰冷。
说到这里,精准、客观,也许是很多人对于“非虚构写作”的诉求。在《江城》里,海斯勒显然没有把自己从作品里择出去,或把自己放在上帝视角,他看到,然后去想背后的原因。他也会写自己的思想历程,即一开始他是这么以为的,之后他又随着更多的理解改变态度。海斯勒的观察很温情,面对他生活里遇到的学生、社会上遇到的人,他都带着几乎笨拙的真诚。
当然也有负面的描述,说1996年的涪陵:“吵闹、繁忙、肮脏、拥挤……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这些污染都无能为力”;也有教学上遇到了困难,“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
于是,海斯勒说:“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就尽量不再想它。”
这也让我学会怎么面对我生活里的困境。在旅居澳洲的这几年里,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些人,或者坐火车的时候,有人没头没脑问,“你是中国人吗?你对你们国家怎么看?”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紧张,但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那我只好告诉你,中国是我的国家,我很爱我的国家。”在我的经历里,我是如何尊重自己的,我会告诉别人怎样来尊重我。但是很多遍之后,紧张会叠加,叠加到一定程度,也会让我感到困扰。海斯勒的经历告诉我,有时候把“他们的质疑”打碎,处理完一件就丢掉一件,“不要再想它”!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本质。
所谓“非虚构写作”,是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行为,在西方文学界被称为第四类写作。“非虚构”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客观事实”本身是无法被穷尽的。但读者又对“非虚构”抱有更严肃的态度。简单来说,一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要弄明白前因后果。然而很多时候,事件和事件的逻辑关系,不一定是因果,也有可能是相关关系:正相关、负相关,甚至两个事件之间纯属偶然。当一个事件变得复杂,那么叙述的过程中,难以做到“客观”。
在第三篇《大坝》中,他一开始的感受是困惑,因为涪陵当地的市民,对三峡这么大的工程,对于这么重要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是会象征性地回复海斯勒“如果你是移民,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引发到他认为 “这种人们对于公众事务态度的疏离……是因为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鲁迅作品里的“小范围的集体主义”和“集体漠视”的认知,在海斯勒作品里你也能找到某种契合。
在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多重逻辑与多重真实,海斯勒在每一次社会观察后,都给出一个想法,当你接纳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抛出第二个、第三个观察,面对同样的事件,海斯勒给出多维度的“现实回答”。让我想到批评家李敬泽曾经说的,“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