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成长、发展于其后的反抗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酷斗争中。中外反动派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无一例外地实行严酷的书报检查制度，撒下森严的文网，企图扼杀革命的、进步的作家的言论自由。在反动统治者钳制言论自由、文网严密的年代，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一方面在写作时使用隐晦的、曲折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署用各式各样的笔名，巧妙地躲过反动派鹰犬的眼目，从而达到发表、出版的目的。这样，使用笔名成了革命和进步作家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重要策略。

以鲁迅来说，他一生运用了一百四十多个笔名。尤其是1927年到1936年，他在文化战线上，英勇地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其间使用了一百多个笔名，每一个笔名都生动地体现了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的斗争策略。例如1933年初，他应友人之约，向《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用笔名“何家幹”和“幹”，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抨击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鲁迅预料到反动当局定会追查这些文章是谁写的（“这是谁干[幹]的？”），于是笔名“何家幹”自然成了对反动派当局的嘲弄和揶揄，而“幹”也就体现了他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韧性战斗精神。到了1934年，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压制言论自由，当年6月6日，在上海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鲁迅为了冲破敌人的文网，更是不断地变换笔名。这一年，他就使用了四十一个笔名。这里试举一例。当年8月他所写的杂文《门外文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时，署用笔名“华圉”。“圉”者，被困而未得舒展之意。“华圉”者，被困于中华也。这一笔名便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有力揭露和抨击。可见，掌握鲁迅的笔名，并弄懂其含意，有助于深入理解鲁迅作品，学习他的战斗精神。

除了复杂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许多作家、作者之所以取用笔名，还因为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有些作家在编辑报纸副刊或文艺杂志时，常常需要自己动手写些长短文章，为了不突出自己，也为了显示作者众多的局面，就会用各种笔名，例如夏衍在桂林《救亡日报·文化岗位》用过“衍”“宁”“丰”等笔名，谢六逸在上海《立报·言林》用过“大牛”“中牛”“牛”“无堂”“头陀”“一丁”“宏毅”等笔名。有的作家嫌原名太俗，发表作品时便想到要用笔名，如许觉民之用笔名“洁泯”。有的则想抒发思想抱负，如高士其原名高仕錤，他改用笔名高士其，旨在“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有的则为了自谦自励，如翻译家草婴，用此笔名便意在表示自己“很平凡，很渺小，但我的个性很坚强，在任何压力之下，我都不会低头屈服”。还有的为了引人注目，如小说家李君维之用怪僻的笔名“东方蝃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笔名，成为中国现代报刊和现代文坛的一大特点，也给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许多颇费猜测的难题。

由此可见，搜集、整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离开这种最为基础的工作，有时会严重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事实上，学术界经常有人由于缺乏对作家笔名深入、细致、全面的研究，因而对民国时期报刊上那些复杂纷纭的笔名现象茫然无措，张冠李戴、鲁鱼亥豕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工作中，就我个人来说，我一向重视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笔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例如在研究瞿秋白方面，我几十年来研究瞿秋白，即从收集整理研究瞿秋白的笔名、别名入手，1957年在《学术月刊》7月号和8月号上发表《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1959年又与方行合作出版《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初版，10月再版）。由于该书是在深入、细致地搜集、整理和研究了瞿秋白的全部笔名的基础上编著的，因而就相当全面。因此我觉得，搜集、整理、研究作家的笔名，有助于作家、作品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钦鸿先生很早就开始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早在1981年起，他和夫人闻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就着手现代作家笔名的调查工作，到1983年9月，他们已收到三百多位作家的大量笔名，并开始研究工作。从1983年10月起，钦鸿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徐迺翔合作，进一步开展更大范围的笔名搜集和研究工作。1988年12月，他俩合作编著的洋洋一百一十三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丛书之一，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著名学者贾植芳誉为“是用笔名形式勾画出来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全史，它对于开阔我们的文学视野，开掘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重大贡献”。该书出版后受到广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热烈欢迎，成为海内外众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

此后的二十多年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包括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书籍、报刊乃至作家笔名的史料，都有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也有大量新的发现。二十多年来，钦鸿先生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广泛地调查现代文学作者的笔名，同时留意采集修订海内外各种报刊书籍中关于现代作家笔名的史料，在原书的基础上，最近终于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修订工程。较诸原书，这部修订版的新著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在视野大为拓宽，收入了大量原书比较薄弱的台港澳和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者的笔名资料，以及跨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跨领域（从事其他文化社会研究活动，却也发表过诗词散文）的现代文学作家、作者的笔名资料。这便比原书的收录量有相当大的扩充，所收作者从原书的六千余名达到如今的六千五百余名，所收笔名（包括作者原名、曾用名、字号等）也从原书的三万余个达到四万余个之多。不但如此，修订版新在笔名的注解说明方面也较原书更为详细，努力对每一个笔名的具体使用情况作尽可能的介绍。同时，对原书一些缺漏、差错和不足之处，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这便使该书的质量水准和使用价值大大提高，基本上达到了作者所追求的“搜罗较全、准确可靠、检索方便”的目标，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我乐观其成，深信钦鸿先生这部皇皇两百万字的新著，必将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重要工具书而广受欢迎，也必定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