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兴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信（辛丑卷）》（赵红娟、赵伐主编，夏春锦执行主编）收入由我整理的先父《与子书》。

我与父亲通信始于1992年。起因是我在博爱县一中读书时，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五一假期，约请同学到家里玩，当父亲从外面回来，得知其中有女同学，他“脸上一寒”（母亲转述语）——为了解释，回到学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2001年之后，家里装了电话，我那时也已结婚，双方就很少写信了。

起初，见春锦兄发布征稿启事，本想从父子家书中摘选一些奉上，但又一想，不如选取有代表性的一封，加上我们致儿子马骁的，或可展现不断行进中的生活。当即执行，汇集1997年11月22日父亲致我、2016年5月14日我们致马骁的各一封家书，另加备注，合计近一千六百字，发去电子邮件。后来又应春锦兄的要求，挑选父亲先后与我谈“情”说“爱”的五封，即1997年8月22日、1997年10月26日、1997年11月22日、1999年5月7日、2001年7月6日事关爱情、婚姻、家庭的家书，另加题记，合计近两千九百字发去电邮，最终刊出。

在《书信（辛丑卷）》编后记里，春锦兄写道：“书信除了在文化人手中仍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其于平常百姓家里同样不乏丰厚的土壤。‘万金家书’选刊优秀的民间家书，从马耀武的〈与子书〉中读者亦能窥见一位平凡的父亲如何用心用情地教诲他的子女，大到爱情婚姻，小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中深藏的是百姓的智慧，清白质朴的家风。家书作为家教的一种有效方式，值得被广大为人父母者所借鉴。诸如这样的民间文献，因是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并留存的历史文本，也是社会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诚哉斯言。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我录入整理乃至发表出版昔日父子家书的根本原因。

1997年之前的父子家书，我曾编为两册。我写给父亲的信，自然是数次回家搜罗过来的。2015年深秋，父亲脑出血病愈后，我忽然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当时我判断，上苍大约会给自己三年时间来为他做点什么。除了他的笔记，我还着手录入整理1997年之前的往来家书。后来又回家请回之后的那部分书信。摊信在床，在透过纱窗的阳光映照下，泛黄的信封与信纸，反射着时光的味道。这是一笔精神财富，当年零存，今日整取。

从1992年到2001年，从我十八岁到二十七岁，整整十年，这一百七十三封家书记录了我的成长史，总字数有八万字左右。在录入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男生蜕变成男人的迷惘与喜悦，一个父亲化身为朋友的关爱与指导，一个家庭传承并发展的家教与家风。

父亲的家书由他执笔，但显然代表了全家人的意思。例如，1993年8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在你来信的信封上，关于‘同志’的称呼，你爷爷及在医院工作的同事感到不妥。你要知道，对父老的称谓，不同于同辈。你爷爷说，对父老应称爷、父、妈、姑、姨等以及大人，不能用同志，这让别人看到后会笑话的，因你是大学生了，又是专攻文学的。在给你老舅、你姨父去信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那时之所以在信封上父亲的姓名后注明“同志”，缘于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此处应为邮递员对收信人的称谓。父亲批评后，我用了几次“父”，因为有之前的认识在，总觉得别扭，后来干脆省略了称呼，在他的名字后，先写“收”，再写“启”，后写“悦拆”。多年以后，翻阅裘山山的书，如是一段话扎了我的眼：“我的字经常被父亲批评，说我写得潦草，而且由字批评到做事，说我马虎。所以我给父亲写信，总要更规矩些，包括信封。父亲认为在信封上一定要写某某同志，不管这某某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因为父亲说，信封上的字是给邮递员看的，写上‘同志’方便邮递员称呼……”此时，爷爷与父亲均已去世。即便他们在世，或许我也不会以之作为证据，与他们交换意见的。

七年以来，《书信（辛丑卷）》之外，这些家书分别刊发于《天涯》《美文》《大观》等刊物。与此同时，父母却先后病逝，所幸他们在生前多曾过目这些出版物。《我在郑州挺好的：父子家书（1992—2001）》出版后，我会将家书原件整体捐献给中国家书博物馆。

阅读普通中国人的故事，其意义何在？诚如青年学者云从龙先生所言：“大地上处处都有故事，我们的谈资里也从来不缺故事。只是很多时候，你都是活在别人的故事里，甘做配角甚至附庸，却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历史的河床上，你其实一直都是主角。今天，人们对王侯将相有多么迷恋，湮没在故纸堆中的普通中国人，就有多重要。因为，他们在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