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衡

我母亲是1927年农历丁卯年生人，走过了95个人生春秋，却难挨新冠病毒的重创。在过完农历癸卯年春节后，永远离开了相伴72载的父亲和挚爱她的儿孙们，还有远隔重洋、未曾谋面的曾孙女。在母亲辞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怀着对慈母的深深思念，记下她的一些普通又不平常的往事。

知道母亲身世的亲友都说她小时候是个“苦命”的人。出身在南通城西南郊一贫苦农家，上有祖父母、父母，下有兄弟姐妹五人，生活艰难。10岁时被南通城里一平民夫妇领做养女。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了，可想而知，和亲生父母离别是何等的伤心。就在第二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通城，母亲又随养父母“跑反”（南通话指逃难）到今如东马塘。回城后已错过上学的时光，仅在南通城里的儒学小学校读了几年书，1946年到唐闸进大生一厂务工。

1949年初，南通解放。母亲和工友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欢庆人民翻身做主人，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充满活力、积极上进。母亲曾说解放初她当过人民代表，我们先是半信半疑，后来查阅《南通市人大志》，方知她指的是南通1949年后召开过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界别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工商、文教和部队、特邀人士等，代表是通过各团体民主选举或协商推举产生的。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她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当选为南通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遥想当年，母亲若无出众的表现和一定的能力，怎会有这段令她引以为荣的历史。

旧社会骨肉离散，新社会亲人重逢。在一次代表会议结束后，母亲和出席会议的一农民界代表，竟不约而同地来到同一户人家。原来是母亲未见过的大姐夫到岳丈家，她回亲生父母家，真应了民间所说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在至亲中传为佳话。从此，兄弟姐妹间亲情常驻，往来不断。母亲是她娘家和我们家亲眷中最高寿的长辈，来送别她的侄儿、侄女、姨侄辈就有16家，年龄最大的已82岁了，又应了民间另一句话——“姑舅亲，辈辈亲”。

新旧社会两重天，让母亲更加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我小学时在校学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回家唱给家人听。母亲说，我再教你唱首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首《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解放初曾唱响全国各地。一个年轻的妈妈通过歌声教育子女从小树立跟共产党走的信念，至今想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成家后的母亲，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抚育我们兄弟，但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她被抽调支援第二钢铁兵团。炼钢高炉位于天生港附近的高墩圩桥，后来那儿称“二钢”。从唐闸到二钢有十多里路，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就吃住在简陋的工棚里，我们一连几天都见不到她。那时还大办卫星厂，母亲又参加了筹建大生化工厂。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她回到一厂，由原先的科室到生产车间当记录工，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直至1982年退休。

母亲因家境贫寒，未能接受系统学校教育。因此，她格外渴求知识，重视学习文化。1950年，大生一厂设立职工业余学校，她立即报名上学，后来达到初中文化水平。她常说“知识就是力量”，退休后订阅了《江海晚报》《益寿文摘》等报纸杂志，每天都要读书看报，还常摘录写在本子上，我们都笑称她为“学习型老人”。她还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七八十岁时在家自做广播操，学打太极拳；九十岁后入住阳光养老公寓，即使是因疫情防控不能外出散步，她也要拄着助行器在走廊里来回步行，护理人员和其他长者都佩服她能坚持锻炼。

母亲从小就鼓励我长大要当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我下乡插队务农时，她还给我寄来《赤脚医生手册》，殷殷期望，不言而喻。由于历史的原因，我没能实现母亲的希望，但却在招工返城后参加了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并录取师范院校。当时有母亲的同事对她说，你儿子进了厂拿工资了，还上什么学？母亲回答道，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工农化，我们工农子弟要知识化。同年，我在郊区农村插队的小弟弟也考上大学。一家两个孩子上学，经济压力不小。母亲说,过去想上学没学上，现在再苦再省也要让他们上。母亲不一定能说出“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话，但正是她的睿智决定与全力支持，我们才能学有所成。

母亲常说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主张厚养薄葬，反对迷信活动，多年以前就表示百年之后要把骨灰撒入大海。母子一场皆是缘，生死离合总关情。现在无论是从感情还是现实来说，暂时还不能做到。我们兄弟仨已商议好，有朝一日再来完成慈母回归自然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