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林

近日，在《故乡风物》一书组稿时发现，如东县有不少带“灶”的地名，比如洋口镇有双灶村，栟茶镇有兴灶村，长沙镇有何灶村等等，而在我的老家袁庄镇，也有一个叫十灶园的地方。曾有人认为“灶”是古代祭祀的场合，这里有必要说一说带“灶”地名的来历，以正视听。

从实物上说，灶，即煎盐设施。据明代史料记载，当时的盐灶用土垡砌成，支起重达两万斤的盘铁（盘铁分若干相等的三角形小块，闲时分户保管，用时共同拼装），灶台呈圆形，四周开灶门，用以喂燃柴草，每灶数户盐民轮流共煎，这种大灶效率低。到明代晚期，改用统一铁铸的小型锅，推行小灶制。小灶效率明显提高。久而久之，盐灶就有了各自的名称。盐灶周围住户渐多，发展为村庄，灶名也就成了庄名。

又据《两淮盐法制》记载，淮盐产区的盐务管理实行场、灶、总、甲的管理体制。一场有10灶，一灶有盐民20余户，数户编为一甲，数甲编为一总。“灶”由场直接管理，各“灶”的灶数是根据煎盐的需要而设置，从几十灶到几百灶不等。依此表明，灶，又指盐场的一个分支。现在如东地区称“灶”的地名，就是当年集中煎盐的地方，“灶”上的盐民称“灶丁”或“煎丁”，由他们负责盐的煎煮。为了便于盐的运输，“灶”一般都设置在河道旁边。“灶”设“灶长”和“灶头” ，地名中有“王家灶”“何家灶”等等，这些王或何即由当年“灶头”的姓所命名。

盐灶是当年盐业的最底端生产单位，各盐灶所产盐绝大部分被官府征购，此为官盐。官盐通过水路通道运往指定地点。水路运盐主要通过灶河。在如东地区，所谓灶河，即串场河上连接盐灶的支流。

由于盐的利润丰厚，历代朝廷对盐业的管理很严，为防止走私食盐，元代以后规定必须“聚煎”（集中在一起煎盐），于灶户聚煎之处设团，围墙垣（即围墙），所以元代有“垣商”之说。除官盐以外，还有私盐。私盐分私自煮盐和偷卖官府的盐两种类型。官府对食盐虽然管制很严，但一些盐民和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常常铤而走险，贩卖私盐。这种民间走私与官方管制的斗争持续不断。由此，发生过许多悲剧，如东“五盐港惨案”便是其中之一。

五盐港位于浒澪西南部与河口交界处，今属栟茶镇大窑村。早年，栟茶古串场河南有5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结伴至栟北海边各买了一担私盐，准备贩卖。五灶港与串场河交汇处的渡口，是串场河河南挑私盐者的必经之路，也是盐兵设点盘查的地方。盐兵们穷凶极恶，抓住挑私盐者非打即捕。5位小伙子挑着盐担，走小路，穿荒地，日夜兼程，这天四更天他们终于赶到渡口，却早已筋疲力尽。正当他们准备登船渡河的时候，潜伏的10多个盐兵突然窜出，将他们团团围住，抢夺盐担。小伙子们见势不妙，撂下盐担，抽出扁担，与盐兵对峙厮打，终因又饿又累，寡不敌众，五个人被盐兵活活打死。官府为了以儆效尤，对这五个私盐贩子实行暴尸三日。这个做法的结果适得其反，激起了人们的反抗。后来愤愤不平的人们干脆将五灶港渡口更名为五盐港，以此悼念五位盐民的亡灵。

如今，在洋口与靖海地段，留存一至六灶的地名。这些地名从小洋口的头灶起，由东向西依次排列，一至四灶在洋口沿海，五、六灶在靖海沿海。这一带曾是港汊纵横，潮涨潮落之地，也是垒灶煎盐的理想海滩。很多年以前，不少人因为生活无着，便从内地迁来沿海，加入到盐业生产队伍之中，成为当地“灶民”。在东西六七里的滩涂上有76处土墩，其中64个墩子上住有灶民，称为灶墩，共120多户，700多人。清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的一天，海潮暴涨，少数灶墩被大潮冲垮，人亡户绝。其他灶墩的幸存者依旧以煮盐为业，并代代相传。

据史料分析，早年袁庄镇的十灶园地处南黄海的沿海滩涂，这里曾是设有盐灶的地方。不过，这个十灶，不一定专指十口灶，有可能是个概数，是盐灶比较集中比较多的地方。

十灶园，今属袁庄镇海河滩村。沧海桑田，如今的十灶园已经没有一丝沿海盐灶的痕迹，有的是学校园区（袁庄小学）的花团锦簇，有的是共富新村居民集中区的鸟语花香，有的是四通八达的城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