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又究竟因甚而悲、因甚而欣，缘何悲欣交集呢？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三，弘一大师渐示微疾。八月廿八，自写遗嘱。九月初一，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九月初四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一代高僧，以此四字向世人做最后的告白，实出常人意料。

大师俗姓李，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1880年阴历九月出生于天津。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别署甚多。李叔同青少年时期即愤世嫉俗，养成反抗思想。如此一刚猛、文艺之人竟于1918年正月受三皈依，七月正式剃度出家，时年39岁。人生转弯之急，莫过于此。弘一常言，学佛是为了发愿生西，了生脱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众生作不请之友。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师又究竟因甚而悲、因甚而欣，缘何悲欣交集呢？

首先，他为人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八苦而悲。他劝人化八苦为八师。1930年，他写信给好友夏丏尊说：“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论也。”其次，他为民生艰难而悲。1940年，他在致胜进居士的信中说：“泉州等处，米价奇昂，每元仅米一斤，贫民苦矣。临颖不胜悲叹！”他也常为自己精力衰颓、许多事业恐不能如愿完成而悲，发出人的一生是“去去就来，指顾间事耳”这样的感慨。还有，令洞悉人性世情的他感到悲哀的是他明白自己的研究与所弘之法，少人理解，难以流通。

大师发愿弘扬佛法，脱人于迷途，救人于苦海，除讲演这一形式外，还有编辑出版著述、书法、音乐、美术、篆刻等途径，诸般劳作，有时也给他带来欣慰。1938年，他写信告诉正邦居士：“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在安海演讲，听众近七百人。近返泉州军官来谈者甚多。）但自惭道德学问皆无成就，勉力支持，致用汗颜耳。前广洽法师所印拙书《金刚经》，所存无几。此书接引新青年致为逗机。（军官等阅此皆生善心，功德尤大。）”

大师晚年，生逢乱世，常存流血殉教之念。回顾往昔，他貌似平静，实常生悲欣交集之感。他告诫自己及他人，保持晚节为人生之至要，“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1939年2月，他在永春写信给文显居士：“近二月来，讲经、见客、写字等，身心疲劳已极，拟在此静养数月，或即在此往生安乐国耳。”1941年，他致信李芳远居士，为居士力思往非，慧根深厚而高兴，深望居士能勇猛精进。他接着诉说道：“朽人近来病态日甚，不久当往生极乐。犹如西山落日，殷红绚彩，瞬即西沉。故未圆满之事，深盼仁者继成之。则吾虽凋，复奚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