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耀东

那时，一枚刻有姓名的私章就像身份证，到处都用得着。穿绿色工作服的邮递员刚到门口就拖长声音喊起来：“私章……拿来，挂号信……到了！”

那大抵是儿子参了军，汇报立功的喜报或给他兄弟寄来一顶旧军帽。或者是在煤矿工作的丈夫给家里寄来了钱。或者就是学校录取小中专的通知书到了。这都是要盖章的。家长——总是男人多，也有当家的女人，从家里笑眯眯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枚四方的小章，有的用旧信封裹着，有的用章盒子装着——牛角或黄檀木的章盒，卧着仿牙或牛角的私章，隔梁里剩一公分的空间放印泥。私章上的字是四方四正的仿宋体：“张三狗印”“李四毛印”。如果是扁章，就三个字，或两个字，印字就省去了。

扁章请木匠钻个洞，挂在钥匙圈上，磕磕碰碰，四角就磨圆了。印泥总是干瘪的，蘸一蘸，哈一口气，在邮递员的表格上用力摁下去，纸上便有了红的、模糊的一块。邮递员凑在鼻尖上看：“下次用牙刷蘸火油刷刷清爽。”

小熟和大熟结算用私章领钱，合同和临时工用私章领工资，借条和欠据都要盖私章：“签字行吗？”

会写字的，照例会问一句。回答总是：“不行！以盖章为准。”

私章是成年人的标配，是家长权威的象征。那大抵是从生产队长的公章衍生出来的，也和不会写字有关。

生产队长公章的直径3.8公分，玉米秸头那么粗。

“队长，替我用玉米秸头戳一下，到学校看丫头去，女生宿舍不能挤男人，只好住在旅馆里。”

递过一张皱巴巴的，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方格抄：玆有张三狗住旅馆……此致：敬礼！东方公社红旗大队第八生产队特此证明。生产队长在公章上哈一口气，“啪”的一声盖在纸上。

生产队公章由大队发，大队由乡政府发，车间由厂统一发。下级政府由上级政府刻好了发下去。

乡政府公章直径4.2公分，大队公章4公分，每级的财务章照减0.2公分，由所属单位出证明。

唯一不要上级证明的是“孙大圣战斗队”“看你跳兵团”“某某某司令部”……直径五公分，六公分，茶碗口大，你大，我比你更大。没有大章坯不要紧，刻在黄檀木上，反正也用不了几次。

乡镇的刻章以方形和扁形的私章为主。乡下人讲究经久耐用，讲实惠。一段水牛角，半截牙刷柄，从河边黄杨树上截下的树棍子，或削、或割，皆可成私章。红明、牙料、有机玻璃，任你挑。紫铜、寿山石、青田石、鸡血石，则由文化人揣在口袋里，慢慢地摸出来和刻章人研究真草隶篆，阴体阳文，排版布局——一年里难得有几回的。

刻章是为了糊口，是一种职业，就像木匠泥匠一样——木匠烂凳脚，泥匠住草房，有些刻章人自己都没有章，什么时候用到，临时刻一个，用好朝灶神的神龛里一搁。

刻章人都能写字，知道仿宋体规规矩矩，横平竖直加个小三角。行书连笔头，草字蚯蚓打滚，隶书蚕头凤尾，篆体画猫描狗。

工具最简单：一副章夹，两把刻刀，一把平头铲，一把坏牙刷。刻黄杨、黄檀、梨木，就把钢锯条掰断后磨出刀锋当刻刀。另外就是削章坯的斜刀，磨料的沙皮和磨刀石，红明和有机玻璃用黄精根磨朱砂，磨稠了抹上去写字——这样就全了。

用铅笔在章坯上画格子，用狼毫笔描几个字，阳文的把字留着，阴文的把字刻掉。一个章可以三分钟完成，也可揣摩上三天。刻好大体都差不多，都是红艳艳的几个字。

刻章人大都有些异相。县政府所在地的刻章人脸上像撒满了黑豆。坐在玻璃橱后面整天不停地刻。玻璃橱里除了章坯，就是一摞一摞的证明和介绍信。他属于铁木业社，是大集体企业，专门有人开票。乡下人不太找他去刻私章，他也爱理不理的：“师傅，刻个章多少钱？能立等可取吗？”

“我没空！”头也不抬。

他刻的章刀刀有力，规规正正，价格也贵，要预约。乡下人掉头就走——能用就行，刻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南黄海的小镇上，数梁师傅的名气最大。门店上放张破课桌，破课桌上搁一方石砚台，一个章夹子孤零零地在守摊。满桌的灰尘，人总是不见的。

一辆破旧自行车，骑着到处走。学校、工厂，或者挨在镇头上。梁师傅乱蓬蓬的头发，下巴的山羊胡子黏着唾沫和草屑。刻章就站着，不写字，不用章夹，左手握章，右手握刀，学生把他一忽儿往左推，一忽儿往右推，他只是笑着，嘴里说：“别动，别动，再刻两刀就好了！”

十五分钟的课间休息能刻五六个。没章刻的时候在钢笔上刻名字，刻龙凤，刻兰花，一挥而就。用蜡笔涂上颜色，收三分、五分钱。刻刀常被市管员没收。前脚收，后脚又摸出一把。

黄瘫子在濒临倒闭的小镇上刻章。他走路伏在凳子上，养一个老娘。窄窄的石板街，厚厚的青苔，临街小小的木窗后面，终年坐着须发凌乱的黄瘫子。

古镇的刻章人有人说他是疯子。他写得一手好字，自吟的七律诗用粉笔写在门板上又擦掉。他有几本自刻的印集，常常拿出来让人挑选字体。没章刻的时候就伏在桌上不停地练字，或抬头呆呆地看天，不和人说话，也不和人吵架。

渔港的刻章人是父女俩。刻章、在玻璃条屏和镜子上画山水，画鸟、画花。章刻得好，画也画得好，刻章的姑娘不像凡人——像兰草。

激光刻字后，这些乡下刻章人全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