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波

父亲去找严厂长是那天下午，时间是严厂长约的。前一天在街上父亲碰到严厂长，说有件事想请严厂长帮忙。

严厂长说：“你尽管吩咐。”

父亲不肯说是什么事，严厂长摸不着底：“那你明天下午到厂里来吧。”

秋天的午后，太阳温和，日照充足，路边的树木葱郁。秋分过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常受高气压控制，出现秋高气爽的天气。父亲心情轻松，用他的话说，轧花厂有一半人认识。这倒不假，父亲原来在轧花厂扛个棉花包，一包棉花也有一百多斤，从船舱扛到庄脚，堆得像小山似的，码到一人高就用跳板，一尺来宽、五六米长的跳板担在马凳上，马凳有高有矮，由低到高，最后能担到有三层楼高。父亲肩扛棉花包健步如飞，没有力气这活儿拿不下来。

严厂长在办公室等我父亲，见我父亲到了，杨厂长和石厂长主动出去了。严厂长中等身材，平顶方脸，络腮胡，部队转业干部，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父亲是四队队长，与轧花厂一河之隔。严厂长从部队转业回来后想在河东弄块地盖房子，找到我父亲，父亲领他到四队挑地方。严厂长挑了个地方，过了几天，父亲把大队同意的消息告诉严厂长，严厂长千恩万谢，陪我父亲喝酒喝到半夜。

盖房子是件大事。严厂长把这件事说给老婆听，老婆是镇江人，起初倒也高兴的，说有个房子也好的，毕竟是自己的，当厂长当不了一世，退下来谁还买你账！厂里的房子说收就收的，谁也保证不了。这一番话分析得有条有理，坚定了盖房子的信心。

隔了几天，严厂长的老婆动摇了：“我想了几天，房子还是不要盖了，花钱花钞的，弄不好还有矛盾。”

“什么矛盾？”严厂长不解。

“你想啊，我们生了三个女孩，都嫁人了，现在厂里分了几间也够我们住了，何必自己再找麻烦，也没人赶我们走。”

严厂长左右为难，跟我父亲说：“王队长，房子的事等些时候吧。”

街上五金厂的陆厂长，在二队弄了块地盖房子，人民来信告到县里，查出了问题，被停职检查。严厂长想，还是等对了，好在没盖，否则惹火烧身，知人知面不知心，时下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别看严厂长在部队待了几十年，地方上的一套他心知肚明。

对盖房子这件事，严厂长不再纠结，就这么过去了。但从内心来说，认为我父亲帮了他大忙，只要厂里不忙，他就蹬辆自行车到四队拿些蔬菜回厂。严厂长说：“新鲜蔬菜吃了舒服。”

有了好蔬菜，父亲就给严厂长留着，这点权力父亲还是有的。我家住在西街头，属蔬菜大队，实则农村人口。蔬菜大队长稻、麦、棉花，但以长蔬菜为主，大队统一调配每天的蔬菜送到八鲜行，八鲜行相当于现在的市场。早先，蔬菜大队人员统称菜农，解放前菜农的生活极为艰辛，镇周围的菜农就五十多户，不足三百人，有一半户数受高利贷剥削，打长工二十多人中就有我爷爷。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菜农散居四街头，首当其冲遭受其害。爷爷住的房子被日伪烧毁，在实无办法的情况下，爷爷拖家带口借住到观音堂，观音堂也不大，十余间房屋，大门堂，二殿，后大殿，西边厢房。观音堂的华严和尚跟爷爷有交情，就在西厢房腾出两间给了爷爷暂时落脚。

严厂长起身倒茶给我父亲喝。递好杯子，严厂长便问：“老弟什么事弄得神神秘秘的？”

“为儿子的事。”父亲说。

严厂长奇怪：“儿子什么事？”

“儿子刚毕业，在家没事干，想靠靠你。”父亲直来直去。

严厂长想了想：“儿子户口是蔬菜大队的吧？”

“是的。”父亲答道。

“要是城镇户口就能安排好工作。”严厂长说的是真话，不是托词。

父亲被他一说，心里咯噔一下。

严厂长提高了声音喊：“何文书，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何堂生是厂里的文书，在严厂长隔壁的办公室，一喊就听见。何况西墙还有个方洞是放电话机的。何堂生应着，人就到了严厂长跟前。父亲站起来握了何堂生的手，何堂生说：“王队长好。”

严厂长问：“那个盛国如的事后来怎么处理的？”

“检查书送过来了。”何堂生说。

盛国如是外场的堆垛工，偷棉花包被人揭发。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凭计划票证，棉布包损坏了，堆在仓库里，作为碎布出售，一般人买不到，就是镇上的书记或者有权部门负责人，也只能从严厂长手上批个五斤十斤碎布条儿。

缪二发看见盛国如往腰间缠碎布好几次了，他们在一个组里，平时也在一起喝酒。缪二发有个相好叫叶红，胖胖的，丰乳肥臀。叶红打杂，搬运工掉落路上的棉花，叶红拣拾送到堆场或仓库，外场卫生打扫，都是叶红的事。

盛国如说：“二发，叶红对你不错。”

“同事，有什么错不错的。”缪二发说。

盛国如又说：“你瞒谁？厂里哪个不知道？”

“别听人瞎说。”缪二发斜了他一眼。

“我长这么大没碰过胖子。”盛国如转了话题，“睡在胖子身上是不是就像睡在棉花包上？”

缪二发被他问笑了，瞬间有种满足感：“你也找个胖子试试。”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