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祥 白本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等，江苏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他是清代名望颇高的经学家、书法家、藏书家。乾嘉时期，他先后任刑部郎中、山东督粮道、山东布政使诸职。

孙氏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曾像如皋籍高官戴联奎那样，拒绝贪官和珅的提携。他在山东任职时，更是看透清朝官场的腐朽。嘉庆四年（1799），他致信同科进士何兰士：“州县不能托名亏空矣。烟酒可取重税，以资国用……近日风气，州县成谳，至院司改而从轻，抽换卷宗，非独后患也。其流弊，书吏幕宾借此招摇，则杀人者不死，遂开行贿之门矣！”只言片语，孙星衍说明官场弊端：地方财政透支，贪官通过“托名”贪污朝廷经费；办案不公，贿赂送礼，便可黑白颠倒，即便杀人罪行也可从轻发落。

嘉庆十三年（1809）上半年，如皋丰利（今属如东）富家子弟汪为霖，补山东兖州府知府，再又接替孙星衍，擢升山东督粮道。入秋，孙星衍复任山东督粮道，汪为霖署兖沂曹济南道。次年春，母亲生病，汪为霖辞职卸任。其间，作为知心同僚，孙星衍数次去鸿汪为霖，吐露心事，痛斥官场腐败。

在一封信中，孙星衍满是无奈：“山左宦途光景，来此半年，较悉情形，公事束手无措，亏累日甚一日，智者莫能为计，与十年前迥不相同。阁下擢任在即，脱离此地亦妙。粮道一席情况更出意料之外，阁下来自知之。”孙氏所述若真，足见当时山东官场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无可救药。即便像孙星衍这样的名宦，也甘拜下风，无从下手。腐败不是山东一地的问题。孙星衍又向汪为霖述及：“东省光景大异十年前，而阁下家居又不止十年。弟此番出任，所见闻大不如前，但非一省如此，问之别省，往往而同，惟广西、贵州差胜耳。云南、广东、福建等亦复不可问，江西近日大坏，河南得马抚台培养之力，楚中亦不可问。”在孙氏眼中，江西和山东一样，腐败问题严重，相比之下，只有广西、贵州两省情况稍好。

将汪为霖视为知己的孙星衍，还向友人吐露退隐的心声。嘉庆十三年秋，他要复任山东督粮道之际，去信汪氏：“老父在金陵，亦于九月东来，恐弟此行不敢拂老人之意，未能竟赋遂初耳，然亦不便久在官场，阁下知其素志也。”

友人的真心叙述，对于汪为霖或多或少是有作用的。汪为霖为官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以母疾为由，告老回乡。自山东南归，孙星衍作《赠汪春田太守南归》四首以示祝贺:“他日同寻旧游处，栖霞山馆虎丘船……草草官场真恶梦，不曾沉醉在明湖。”两年后，孙星衍也辞职回家，脱离宦海，又逢生子之喜，汪为霖有诗祝贺：“有子心生大欢喜，休官名著小神仙。却教今日公输我，我着先鞭公后鞭。爪迹栖霞更虎丘，雪泥我欲续前游……鹊华山色难忘处，梦里明湖一片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