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祥 彭伟

近来友人向我推介了一本《道咸宦海见闻录》。此书实为晚清官员张集馨的自撰年谱。张集馨（1800—1878），字椒云，号时晴斋主人，仪征人。1829年，高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张集馨年谱》中多有涉及官场史料。正因如此，中华书局出版此谱，更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精读《道咸宦海见闻录》，使人触目惊心——晚清的腐败已经形成常态化。所谓的清末腐败常态化，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先是面上，即腐败无处不在，渗透至各行各业。

以军队为例，清军分散驻扎全国各地，其部分职责等同于日后的警察，协助地方官员，维护地方治安。事实相反。据书中所录，道光十八年，张集馨时为太原知府。那年，满城骁骑校长庆等驻军官员，勾结太原巨盗根寅儿，抢劫典当铺，然后分赃。张集馨破案后，杀死军中违法者七人、强盗三人，迫使驻军畏法守法。次年，张集馨署雁平道。绥远城防御哈楚暹竟然“略买民女为妾”——拐卖妇女为妾。为此，他与上级官员发生矛盾，便揭发他们贪污的罪行。军纪荡然无存，军官抢劫贩人，腐败在军队中的危害可见一斑。

又以地方财政官员为例，有“三炮”惯例。第一种名为“放炮”：提前收税。地方官员在离任前，推出“优惠政策”——减低税收数额，提前收取来年的税收。百姓贪图便宜，提前纳税。仅仅是这一炮，官员可以获取5000至10000两白银。此种“放炮”往往会引起接班官员的不满。本是后来官员应该收取的税钱，却落入了前任官员的口袋，引起的后果可想而知。第二炮名曰“太平炮”，其实就是“假放炮”，真收税。清朝地方官员，主治一地，财政上自负盈亏。面对明显的地方财政亏空，有些官员就会故意散发出离职的假消息，推出“放炮”政策，诱导百姓提前纳税。第三炮名为“倒炮”，即新任官员为赚取“第一桶金”，一上任便降低税收，提前收取税钱。三炮轮流“轰炸”，“炸”干了百姓的血汗钱，“炸”出了富可敌国的贪官，“炸”没了朝廷的信用。令张集馨印象深刻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回乡，经过漳州，所带各类钱财、行李不计其数。最多一天动用六七百名扛夫，连续十天才完成行李的搬运工作。

晚清的腐败常态化，还表现在点上，即腐败无时不在，尤其官员的个人成长，离不开腐败。就拿张集馨本人的经历来说，他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五岁受业吴达夫、九岁受业鲍山芝，十三岁受业焦寿符。尤其是焦师好赌博，放高利贷，无暇教导学生。为此，张氏感慨：“因家贫无力延师课读，频年易师，学业颇荒。”他通过捐监，获得考取举人的资格。捐监费用是他五叔偷偷给他的200两银子。本质上，张集馨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位相对不贪的官员。不过他的升迁，也离不开金钱。1854年，他成为陕西督粮道。此前，他在京城活动，花费17000两银子，几乎耗去他所有的积蓄，最后勉强凑足前往陕西赴任的盘缠。晚清，捐官卖官已是平常事。像笔者熟知的周莲（生于如皋），不及张集馨考中举人、进士，只是贡士出身，通过捐钱，进入宦海，官至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最后被李莲英敲诈，未能出任巡抚。像张集馨、周莲的履历，都能看出晚清仕途，要的不仅是才华，更多是钱财。

相比雍正朝，清末腐败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出现常态化的状况，究其缘由，不妨从乾隆朝谈起。乾隆中前期，中国处于盛世。自康熙至乾隆，从国家到民间积累下大量财富，为清末腐败提供物质条件。雍正逝后，乾隆嘉庆两朝，官员、文人的清廉意识日渐淡薄。许多人潜意识中礼物的赠送已不属于腐败的范畴。像当时的文坛巨擘袁枚80大寿，来如畅游数日。临行前，他的友人——如皋知县曹龙树送给他成箱的贵重礼品。袁枚居然将馈赠一事大大方方地写入日记。时至清末的张集馨更是颠覆后人的观念——他不仅记录下自己买官诸事，而且记录下送礼的细节。譬如林则徐素来是后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出任云贵总督，众多同僚纷纷备有厚礼相赠。林则徐一一拒绝，唯独收下张集馨赠送的燕窝人参等。林氏接受礼品的理由是不为私情，而是他为国家秘密举荐过张氏。换句话，他认定张集馨才干优长，才接受了礼品。在林、张两人的心目中，“一送一收”并不可耻。更为重要的是，相比宋明两代，清朝的皇权高度集中。“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上有大天子，下有许多“小天子”。许多地方官员都以“父母官”自居，敲诈勒索百姓钱财，在他们心中下人行贿等同于孩子孝敬老人，理所当然。当然，清末腐败常态化的形成，还有其他众多因素，在此不一一赘笔。

总之，《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百余年前的作品，即便在盛夏阅读，也不禁使人心中脊背发凉。 “凉意”促使读者思考，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