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康

上个星期五的一大早，我才起床，就接到银松兄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低沉地说：“你知道吗？潘宗和老师今天凌晨走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意外。刚刚掠过梅雨的阳光一下子褪了色，天沉闷得像染上一层水墨。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听到一些关于潘老师身体不好的消息，再打听，说并无器质性疾病。直到有一天深夜，遇见康戎兄，他说去看望潘老师，我才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但几天后，在微信里消失了很久的潘老师又开始发圈了，每天早上五点钟，有时是三点，像以往一样，他发几张自己的作品，配一段文字，认真回复每一个问候，还时不时晒一晒朋友所布置的任务。看到他每天按时交作业，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前不久的端午节，他一大早就画了一张小册页，三个粽子、六个枇杷，青红相配，真是好看极了。在画上，他题了一首徐铉的诗，最后落款：“醉墨老人宗和端午节即兴随笔。”线条刚柔矫健，弹性十足，这哪里是一个病人的手笔？那天，他还兴致勃勃地祝大家节日安康，感谢每一个祝福。“报之长命缕，祝庆在图南。”多么吉祥的寓意呀！谁能想到，这竟是他留给人间的最后绝笔。

我认识潘老师不算早，2000年调至如东日报，经姚银松介绍后才出入潘老师之门的。第一次见面，他就十分热情，为我写字，呼我为小友，消除了我这个后生的腼腆与紧张。其实他的大名，我从小就知道。在如东，有谁不知道潘宗和呢？街头巷尾的市招店牌，大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墨迹散布于如东各个角落，就在外地也时常能碰到。记得早年在外求学，每见有家乡车辆经过，我都兴奋不已，因为车门上所印的“如东”二字，正是潘老师写的。他的字个性鲜明，一眼就能看出来。

曾问起他学书的过程，潘老师回忆说，小时候家里悬挂马久襄写的一副对联：“呼龙耕烟种瑶草，踏天磨刀割紫云。”怎么写得那么好，总是看不厌，从此埋下对水墨的亲近。此后上师范，做老师，进文化馆，成为职业的书画家，靠的就是心头那份幽深的书香与墨香。潘老师的字和他的人一样，高大、开阔、成熟，特别的大气磅礴，但豪情万丈处又柔情百转，仿佛交响乐里有一股涓涓的细流，并非一味悍霸。有前辈偷偷告诉我，潘老师初写无师，只是依照自己的性情挥洒，后来有人发现他的字酷似王觉斯，便指点他专习王字，所谓“靠帖”。潘老师对此并不隐讳，还拿他的临字给我看，果然与王铎一般无二。那天临别，潘老师特意为我写了那副对联。他说：“种瑶草，割紫云。对你就是多写文章，对我而言，就是多糟蹋纸，我们共勉吧。”

我经常去纠缠潘老师，从半粟堂到清心斋，记不清跑了多少趟，不是让他题个栏目，就是写个标题——这是对公。私下里，请他帮我写册页、画扇面、题斋号，总是有求必应。汪剑坤为我撰了几副对联，都极好，难取舍。我们去请潘老师书写，我还在犹豫不决，潘老师笑了：“选什么选？都写，高兴挂哪个就挂哪个。”裁纸挥毫，一挥而就，铺在地上，左看右看，相当满意。我编辑副刊，请潘老师自作诗以加持，他很乐意，一诗一书，如此数月有余。一天，他苦着脸对我说：“饶了我吧，我不是那块料。”一旁的易师母补充道：“有时半夜还起来捣鼓。”我当初去南京拜见范扬与吴元奎，就是请潘老师用毛笔写的介绍信。不仅惠我良多，朋友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总托我求字求画，每次都满载而归。当然，无论对公对私，都没有一分钱报酬。有时实在不好意思了，也说些客套话。这时，潘老师总是拍拍我的肩头：“我俫之间，不谈这个。”

潘老师口才极好，我很喜欢听他谈文说艺，他说他不能看陆俨少的画，一看头就晕。他最崇拜的画家是李伯安。他说一个叫戚庆隆的人字写得很好，可惜鲜为人知。他也评价自己：“我人物、花鸟、山水都画，书法也写，都不是顶尖的，但什么都会，如果像体育有个五项全能，我肯定是冠军。”我还喜欢听潘老师讲艺坛掌故，说康平如何带他创作，说陈大羽怎样为他写对子，说尤无曲为他画画，说尉天池为他写书名，说田原为他题诗，说黄惇为他刻印，细节缤纷，有幕起幕落的精彩。“他们对我好极了！”只要谈起老师与朋友，他必大声说这句话。其实潘老师对学生也是好得要命，弟子们每从外地回如东，有个雷打不动的情节，就是一定要去看望潘老师。那天，我把潘老师遽归道山的消息告诉吴元奎、丁杰、潘金玲几位老师，丁杰、潘金玲因有事不得分身，但于第一时间发来唁电，吴元奎二话没说，立即买了火车票赶回掘港。

“老辈凋零太息久，从来纸上可招魂。”这是我写《挽潘宗和先生》的最后两句，我为这世间再无斯人黯然神伤。然而当我看到朋友圈不断被刷屏，认识与不认识他的，都在发字画、发合影、发文字，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怀念这位八十七岁的文化老人时，我突然觉得潘老师并没有走，他以自己的方式留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