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立蓉

87岁的父亲深居简出，他住在一楼，已经很少去门前的小院，看他的花花草草。有阳光的日子，他坐在家里，打开窗户，阳光轰轰烈烈地披拂而进。他眯着眼晒太阳，打开收音机，靠着这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老父亲了解国内外新闻大事。他时刻与这个时代接轨。

20世纪50年代，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那时的乡村小学，教学条件艰苦，教师没有单独的宿舍，白天是教室，晚上两张课桌一拼，就是自己的床铺。冬天的寒风顺着破门的缝隙里灌进来，薄薄的被子，根本不顶用，寒冷像一根根针刺在骨头上，狠命往骨髓里钻。长期在湿寒的环境中生活，父亲那时就落下肺气肿的病根。

春天来了，父亲却明显地衰老下去。有时候，他不再起床，他躺在家里那张老式大床上，那张雕刻着牡丹和喜鹊花纹的大床，曾是我和儿时小伙伴们游戏的场所。厚厚的棉被覆盖着他瘦弱的身躯，他躺在那儿，张着嘴，使劲地呼吸，好像一条落在沙滩上干涸的鱼。他的思路还很清晰，喘息声中，断断续续地说着身后事，那样地沉着，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这个小小的，但干净整洁的家能够正常运转，依仗年近八旬的母亲，撑着饱受糖尿病折磨的身体，全心致力于家务，洗衣做饭，样样亲力亲为。

那天中午，母亲正在准备午餐，父亲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突然说觉得胸口阵阵发闷，还想呕吐。母亲慌得连忙放下了碗筷，拨打120急救中心，调度员温柔可亲的声音，是他们可以依赖的天使之音。

半小时后，120呼啸着停在小区院外。小区院门窄小，从院门到父母亲的居所，还有200多米的距离。母亲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搀扶着大口喘息的父亲，穿过院内那些碎裂的，历经岁月风霜的红色地砖。车上的女医生，看见步履艰难的两位老人，她们推着担架，如两道蓝色闪电，飞奔而来。母亲连连作揖致谢。白色的口罩，遮住了她们的大部分面容，露出的双眸满含笑意。

医院的诊疗大厅，挂号、取药……各个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年轻的护士搀扶父亲，坐上轮椅，推着他在人群中穿梭，终于到达了与120对接的诊疗点。春寒料峭，医生的额头上还是有细密的汗珠，他细心询问病情，建议住院治疗。接下来，抽血、化验、心电图……一年中，来来回回医院多少趟，母亲对住院的程序了如指掌，她独自一人办妥了入院手续。

母亲叙述着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嗓子沙哑，说话明显漏风，糖尿病让母亲的牙齿数量逐年递减。我一想到他们拖着行李箱，互相扶持着走在人生的暮年路上，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父母在，不远游。为着生活，又不得不漂泊在异乡。多少个深夜，忽然从梦中惊醒，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凉夜愁肠千百转。

以往父亲住院，都是母亲陪护，哥哥送饭送衣物，然而这次，母亲精力不济。她小声和父亲说：“晚上让鑫儿陪你。”父亲无言，默默点了点头。

30多年前，哥哥是县城中学一颗闪亮的星星，靠着一台“红梅”牌收音机，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自学英语。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各科成绩优异，特别是英语，几乎每次考满分。中考时，分数线远远超过中专录取线，无锡的一所外国语学校曾专门来如东招生。或是父亲知道哥哥读初中时已经尽力，他劝说哥哥读中专或中师，但哥哥执意读高中。三年后的高考，哥哥意外败北，复读几年，还是名落孙山。这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在之后漫长的时光里，他们之间，模糊地逐渐疏远。

晚上，哥哥来陪护，他默默端水喂药，怕父亲下床着凉，他买来便盆，父亲可以坐在床上如厕。父亲输液时，他看着输液一滴一滴，把父亲年迈的生命，从幽暗的深渊里往上拉，一下，又一下，顽强持续着。父亲终于止住了呕吐，平稳地呼吸着，安详睡着。哥哥彻夜未眠，打扫、洗刷，甚至都没有坐下休息片刻。那些轻柔的盖被动作，消融了父子间坚硬的隔阂。走过三十多年，抑或父亲终于明白，所谓儿女的“出息”，就是在他耄耋之年，躺在病床上，华发渐生的子女还能够陪伴左右。行“孝道”，何尝不是一种“出息”？

父亲出院那天，我们驱车300多公里回到故乡，下了高速，直奔医院，接父亲回家。哥哥还在病房里忙碌，整理父亲服用的药物，一片一片，分门别类地放在小盒子里。小护士来给临床的病人拔针，特意跑过来，说：“爷爷脑子真好，每天输什么液，吃什么药，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着。他的眼光望向哥哥，满是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