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龙民
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火爆了，各种自媒体几乎霸屏。原本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鬼怪故事创作而成的讽刺歌曲，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有的普世性，还是刀郞歌曲的艺术魅力？
歌者无意，听者有心。这首《罗刹海市》被网友直接指向了十多年前“四位导师”打压刀郎的“旧怨”，将刀郞的创作意图解读为“复仇”，这又是为什么？这是艺术的内涵，还是民怨的集中爆发？虽然，这样的解读，太狭隘了，也太牵强了，却把原著的文言文和歌词的暗喻变得浅显易懂——讽刺与抨击。
当年，鲁迅先生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甫一问世，各种谩骂，铺天盖地，指斥《阿Q正传》就是在骂人，伤风败俗，诸多晚清的遗老遗少、达官贵人、举人秀才、贩夫茶客等纷纷对号入座，自认为小说中的阿Q、赵太爷、假洋鬼子就是自己，甚至有人要找鲁迅当面理论。没错，鲁迅文学的重点就是揭示和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而《阿Q正传》正是其最有力的代表作，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国民性”的影子，人人都是阿Q，人人都是赵太爷，人人都是假洋鬼子。这恰恰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之一，此后的中国文坛再也没有了鲁迅，就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物了。
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胜利，也是鲁迅文学的伟大之处。此后，在中国文坛，现实主义作品异峰突起，深受民众的欢迎，比如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钱钟书的《围城》，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茅盾的《子夜》等，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座又一座高峰，其中，讽刺性极强的现实主义作品有陈白尘的《升官图》等。运用暗喻的手法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当数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但是，现当代文学中没有一部如《阿Q正传》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导致人人对号入座的。
对号入座，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否典型性的一种社会反响，它可以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也可以是一种典型性的社会现象，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莫里哀的《太太学堂》，莫泊桑的《项链》等。这些世界名著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具备了文学人物与社会现象的典型性，说出了人们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与人们的心理感受产生了共鸣，也就是创作上“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艺术境界。
当代文学作品之浩瀚，每年仅出版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但是，即使是莫言、余华、王朔、陈忠实、贾平凹、梁晓声等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虽然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塑造了不少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之所以都超越不了鲁迅，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写出如《阿Q正传》这样具有深刻的“国民性”的作品，更没有写出能够产生广泛共鸣而人人对号入座的文学人物和社会现实。
在当代文学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共鸣而激起群情振奋的也许只有四十五年前的话剧《于无声处》，虽然，这个戏在文学创作上并不算上乘，但是，她与当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理紧紧相扣，将笔尖触到了当时人们心里的痛处，产生了极强烈的共鸣，致使全国200多个剧团纷纷搬演该剧，形成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话剧高潮。一部话剧，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反响，是因为她说出了当时“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中皆无”的社会问题，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学魅力和价值意义。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文学开始“向内转”，开始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讲故事，平视社会生活，淡化社会意义，开始回避现实，解构历史，写人情人性，娱乐至上，或者远离生活，或者赞美生活，不再批评社会现象，不再干预社会问题，即使如莫言的暴露文学，也是只对历史，不对现实的。
特别是近些年来，现实主义创作被娱乐化、消遣化、颂歌化，相声小品不再讽刺，影视观众不再评头论足，人们似乎习惯了“娱乐至上，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嫌贫爱富”：文学艺术的创作，充斥了“无厘头的搞笑，阴险狡诈的宫斗，手撕鬼子的荒唐，莫名其妙的穿越”，富人都是爱国者、救世主，穷人都是无知者、乌合之众（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腚）。娱乐圈种种黑幕，变成了造星的“摇钱树”，文学界“只讲故事，不讲崇高”，书法界乱书、吼书“招摇过市，一路绿灯”，美术界以丑为美，恐怖的人物画，地毯式的抽象画，被奉为哲理的“后现代”（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马户爱听那又鸟的曲……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经济界只讲利益，不谈家国情怀（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官场只看学历，不看能力（三更的草鸡打鸣当司晨，半扇门楣上裱真情）；为富不仁者被尊敬，勤恳劳作的农民被嘲笑，许多媒体也丧失了公平正义，为了生存，为了发财，甚至参与造谣，而在一系列政绩工程和各类比赛中，文艺批评竟变成了文艺表扬，投资几百万、几千万，只为了“众人捧得奖杯归，雨露均沾都欢喜”（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这首歌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正义与善良的共鸣，就是因为这些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罗刹海市》切中了时弊，也击中了要害。讽刺了一个“黑白颠倒、以丑为美、是非不分、自以为是”的罗刹世界，触动了人们的现实感受，引发了共鸣，这是刀郎《罗刹海市》最大的成功。
《罗刹海市》的立意，其实不是刀郎的创作，而是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发现”，借鬼怪说人世。刀郎的功劳是利用流行歌曲的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子”发掘了出来，并且给予了智慧而高明的再创作，应了人们对于当今社会的真实感受，包括世界各国所共有的社会问题，他最后唱道：“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
文学的现实性，音乐的流行性，乃至艺术作品的经典性，都有一个时代的对应性，顺应了某个时代，作品就活；远离了某个时代，作品就死。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作者活着，其作品就轰动，就流行，而有的作者死了以后，其作品才会被认可，并奉为经典，这就是因为时代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刀郎是幸运的，他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深受欢迎，当然，蒲松龄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再说两句关于《罗刹海市》的音乐。其实，许多世界名曲都是取材于民族民间音乐，刀郎的《罗刹海市》也不例外，它取材于天津时调也好，二人转也好，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这是音乐创作的正道，而且，刀郎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打碎了，再黏合，再创作而成，既有民间音乐的传统，又有二度创作，这是成熟高明的音乐创作方法，是符合音乐创作规律的。王洛宾的歌，雷振邦的歌，聂耳的歌，冼星海的歌，大都来自民间音乐。
《罗刹海市》是一首正宗的讽刺歌曲，是一种歌曲体裁。世界上最为著名的讽刺歌曲是《跳蚤之歌》，是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879年创作的。歌词根据德国诗人歌德著名的诗剧《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与朋友在酒店里所唱《跳蚤》的诗句写成，这首讽刺歌曲以其鲜明的音乐形象、戏剧性的效果和浓郁的俄罗斯民歌风格著称于世。《罗刹海市》和《跳蚤之歌》一样，都是取自于文学名著，都是民歌风格，都追求戏剧性，以达到讽刺性。这样的创作是严肃的，是艺术的，是源自生活的，因此，也一定会有生命力的。
刀郎的《罗刹海市》关注社会问题，勇于批判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回归，这样的创作，我们已经久违了。
感谢刀郎，感谢蒲松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