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行之

很多人了解纳博科夫是因为那部小说《洛丽塔》，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后来还被库布里克翻拍成电影。

纳博科夫被认为是作家的作家，我之前在读卡夫卡的时候，去找关于他的文学评论，有幸读到了纳博科夫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卡夫卡的文学作品，惊为天人！有人说纳博科夫很刻薄，因为他对于同一时期的同行，评价非常犀利，没有一点圆滑。比如他很喜欢卡夫卡，但是很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欣赏契诃夫、福楼拜，又讨厌加缪、萨特这些存在主义者，甚至也不喜欢威廉·福克纳。他并不太在乎他所在的文学圈是否喜欢他，不太怕得罪别的作家；也不是那种为了追求个性，而刻意捏造“文学审美”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对文学有非常强的艺术要求、很学院派的一个作家。一方面，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很有深度；另一方面，他也在他的小说里面进行了非常多的写作实验。几乎在每一篇短篇小说，都能看到他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写小说。这也是为什么，纳博科夫被认为是作家的作家。

纳博科夫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俄国流亡情节，这和纳博科夫的背景有关。纳博科夫的国家背景很复杂，他来自俄国的贵族家庭，在幼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语、法语和俄语——当然，俄语是他的母语。在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回忆道，他在学会俄语前就已经掌握了英语，这个事实甚至惹恼了爱国的父亲。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纳博科夫举家流亡至英国，随后辗转德国、法国，二战爆发后，他在美国永居，之后又和妻子在瑞士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俄国出生，但身份和自我认同是美国公民，母语是俄语，但是成年后的写作主要是英语。国家的变革和动荡，让他从精神和肉体上被“放逐”，也在异国文化的影响下，选择用第二语言来完成写作。因此，“流亡”这个主题贯穿了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

纳博科夫的这种流亡小说，或者说俄国情节Rusianess，其实是别具特色的。短篇小说《木精灵》，是他1921年的一部作品。虽然是早期小说，却写得很有灵性。小说写的是一个俄国女人流亡到德国长期生活，偶然的一天，家里来了个奇怪的客人。这个女人觉得客人给她的感觉很熟悉，似乎“我应该认识他”。但是又好像记忆很模糊，因此，这个不速之客——他到底是谁？

原来是家乡的一只淘气顽皮的森林精灵，它曾经生活在茂密的树林，但是这个精灵有一天醒来，发现森林变了，整片林子毫无生机，只剩下死寂、荒凉和腐败的味道。这一切让它感到害怕，于是只好背井离乡去讨生活。在流亡的路上，木精灵感觉它生命即将终结，它渴望再见一眼昔日被他捉弄的俄国女孩。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写的是精灵离开了森林，实际上却影射小说里的我，那个俄国女人当初离开俄国的心境。

处于小说明线的精灵，看起来卑微、可怜。而对于处于暗线里的女人，纳博科夫的处理又非常克制。在小说开头，纳博科夫写女人无所事事地描画着一个墨水瓶投射的影子，这是一个流亡者的生活，枯燥无味。写她总是神情恍惚，因此听到远处的时钟在打点，误以为有人在敲门。“先是轻轻地敲，接着敲得越来越响。来人敲了十二下，停下来等候”。读者读到这里就困惑了，女人刚刚才说，她听到的其实是时钟到点的声音，但是下一句又巧妙地变成了真的敲门声。女人让对方进门，于是，门被慢慢、怯生生地打开，森林精灵出现在了面前。这里，“门”是一个符号，被打开的，实际上是一扇想象的门、通往虚构的门。在读纳博科夫的不少短篇小说里，都有着这种想象的元素，用来包裹着现实。甚至达到了虚与实分不清界限的状态。

回到 “流亡”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很难写的，因为太现实了，也太悲伤。作者当然可以写这个流亡者，在异乡的生活是怎样的困苦、煎熬，不过这样写的话，更像是在记录/重现现实，作为一个日记、纪录片都是可以的，但是纳博科夫对于文学有非常高的要求，在他看来，日记不应该等同于文学创作。

在短篇小说《这里说俄语》中，流亡者甚至不再是落魄的形象，而是生意红火的烟草店主人马丁·马丁里奇和儿子彼佳。纳博科夫这篇小说当年据说写得太翔实、太现实了。导致真的有很多人按照小说里的描写，按图索骥，在柏林大街上找开在街角的烟草店，就想要找事件原型。后来纳博科夫不得不写一个注脚，跟大家说：不要再找了马丁烟草店，我对这些事件的细节早就作了特殊处理，你们是找不到的。

纳博科夫曾经在《文学讲稿》里提出他对于文学的看法：“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因此，小说中把虚与实玩到极致，研究这样一个“虚的世界”如何服务于作者的情感表达和“精神世界”，可以说是纳博科夫的小说阅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