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波

我相信，我书房的吵闹声一开始也是零星的嘀咕声唠叨声之类，慢慢地，像传染病似的，嘀咕声唠叨声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就成了吵闹声。

我被书房里的吵闹声折磨得苦不堪言。吵闹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书籍与书籍之间的无休无止的吵闹，二是书籍跟我之间的吵闹。吵闹声有时清脆，有时嘶哑，有时节奏明快，有时又很拖沓，有时语气恶毒，有时又极尽温和，有时语调饱含着哀求，有时又像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那种。尽管我被这些吵闹声搅得心烦意乱，但还是耐着性子厘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的书房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但严格说来那只是个雏形。最初的书房其实是一只纸箱子，买来或顺来的书就丢在里面。纸箱慢慢膨胀起来。我总是改不了将书顺回家的恶习，这也是我人生堕落的开始。印象最深的是顺走H县教师进修学校图书室的书。我去那所学校进修才二十郎当岁，而年轻时的经历是最让人难忘的。我去那所学校是进修英语，也正是在那时我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我认识一个叫阿琪的女孩子有关，关于这一点有机会再慢慢道来。

我常去学校的图书室借书，逾期也不还。有一次，图书管理员忍无可忍，追着我索要。我知道图书管理员嗜酒如命，他的办公桌上正常摆着敞着口的酒瓶，图书室总是氤氲着一股酒香，有时他会醉倒在某个书架的旮旯里，鼾声如雷。我把其他的书都还掉了，但是《武松》（上下册）我无论如何舍不得还回去，我觉得要是还回去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武松》是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无数遍，那是我母亲从她的工作单位县人民医院图书室顺回来的，看来我顺书的毛病是继承我母亲的，有其母必有其子乎？那本《武松》也是上下两册，书的装帧设计者别出心裁，用老虎皮图片做封面，由于制作精良，摸上去毛茸茸的，与真虎皮毫无二致，这本书当年在小镇引起过轰动，来我家一睹《武松》的人趋之若鹜，我家小院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用“老虎皮”替代了书名。以往，小镇人见了面，都以“吃过了吗”打招呼，现在则改成“见过老虎皮了吗”。后者更像是一种接头暗号。由于《武松》被太多的人传阅，书页残缺不齐，像被老鼠啃过，而封面早已不翼而飞，所幸还剩一把尸骨。所以，当我从H县教师进修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发现再版的《武松》时，简直是喜之若狂，我有种抱得美人归的感觉，我只希望这个美人永远被我占有。可是，图书管理员一直在等我归还《武松》。有案可稽，我无处可逃。有天晚上，我拎了一桶黄酒和一包猪头肉过去。图书管理员像会吸烟的人被人家敬烟那样，一边说“不要不要”，一边伸手接了过去。脸上露出心领神会的笑。此后，图书管理员再也不提《武松》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凝聚着昔日时光的《武松》，我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要是H县教师进修学校在今天突然想起此事要召回它的话，我当完璧归赵，亲手送还。

那只纸箱很快就被装满了，我请做木匠的高中同学李卫泉打了个小书架，搁在墙角里。纸箱里的书被转移到书架上，还有一格空着。但随着我不断购书，那空着的一格也被塞满了。于是我淘来一个旧书架，容量有小书架的几倍，但是这个书架也渐渐被摆满了。不久，旧书架的边上又多出一个旧书架，我买来的书又有了容身之处。屋子的狭小空间再也不允许有第三个书架了，新买来的书只好往上堆了，最后一直堆到了屋梁，让人有危如累卵之感，晚上总是胆战心惊地入睡，总是做被埋在书堆无法动弹的梦。直到在宾东安家，才有了严格意义上的书房。我变得有恃无恐，隔三岔五买书，买回来就往书房里一扔，到后来完全能开个书店了。其实，我书房的吵闹声并非一下子就出现的，肯定有个过程。就像是你听到的歌声，一开始是一两人在哼唱，很快有几个人加入进来了，再后来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了，最后就变成了大合唱。我相信，我书房的吵闹声一开始也是零星的嘀咕声唠叨声之类，慢慢地，像传染病似的，嘀咕声唠叨声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就成了吵闹声。

当然，最初的时候我并未在意，而后来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形势已经很严重了。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吵闹声，是因为它们太拥挤了，把彼此都挤疼了，挤得僵硬了，挤得喘不过气来了。你能不能稍微离我远点啊？这话正是我要对你说的，你再挤我都快变成鱼干了。这都怪我，它们的主人，我总想最大限度地利用书架，所以我总是把书往死里塞，书架的隔板承重太多已经弯下来了。其次，几乎每本书都嚷着自己是先来到书架上的，为了要争宠争地位，也为了先声夺人，倚老卖老，因为彼此不服而吵个不停。它们与我的争吵，主要在于责怪我太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了，对我充满了怨恨。它们在某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你既买回来，为什么又把我们丢弃一旁？”“你究竟是为了读书而买书的，还是为了买书而买书的？”在这种吵闹面前我往往哑口无语，事实也确是如此。有很多女人看到新衣服心里就痒痒，但买回来只是往衣橱一挂，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待到再想起已经是若干年后的事了，新衣成了旧服，当时流行的式样成了隔日黄花，顺手就送给了别人。我买书也是这样的情形，说来惭愧，书房里半数以上的书，都被搁在书架上积满了灰尘。我太对不起这些书了，也对不起自己，于是我开始在书架前流连忘返。那些书大声喊着，抚摸我，抚摸我，快抚摸我！我拿起一本抚摸起来，却引来其他书籍的妒忌，于是吵得更凶了。而被我抚摸的那本书也很不满，大声嚷嚷着，不要用手来抚摸我，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视线。让我左右为难的是，我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用视线抚摸，因为几乎所有的书都在喊“我是先来的”。喊得最厉害的是《武松》：各位，你们都别争了，我在1982年就到达主人手中了，你们谁都没有我的资格老，所以，主人应该先从抚摸（用视线）我开始。可是《大卫·科波菲尔》不服了，它说，1980年主人就触摸了我，当时我正躺在苴镇新华书店的书柜里，我像敝屣一样无人注目。有一天，我看到主人进来了，他那时像大卫·科波菲尔一样，是个翩翩少年。因为我很沉重，他抱起了我，我嗅到了他身上的书生气息，我一阵欣喜，我终于等来了我要等的人。他是把我放在书包里带回家的，说来羞愧，我那时身价太低了，主人只花了一元五角就把我赎回了。他把我放在他书包里，书包系在自行车龙头上，一路上我饱受颠簸之苦。主人还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了“某年某月在某处购得此书”，由于太用力，我被笔头戳得很疼。我一直被搁在书房角落里，我一直期待着主人能阅读我，我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所以主人无论如何要先读我。但是，《红旗插上大门岛》有力地反驳了《大卫·科波菲尔》，它吵着说，我在20世纪70年代就陪伴主人了。

我承认它说得对，《红旗插上大门岛》最初出现在我父亲手上，后来又被我占有了。就这样，我每天都被这些吵闹声包围着，但我很享受，至少，我不再寂寞了。一个有吵闹声的书房才是真正的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