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明

原南通大生纱厂总办理处楼厅壁间有四幅“厂儆图”，分别为《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且各有寓意，反映了大生纱厂创业之艰辛，图上有张謇题记，以示儆诫。其中的《水草藏毒》就是指原通州知州汪树堂、师爷黄阶平，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处处作弄、为难张謇的事。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募股极其困难，求援于张之洞，告急于刘坤一这两位总督，都爱莫能助。正如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所述：“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到二十五年（1899），这四年间，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信、筹划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思，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张謇急得要辞去不干，刘坤一才饬令通州知州、海门同知协募。通州知州汪树堂，正为张謇支持商民请撤销税卡巡船，打断财路而暗地怀恨，此刻是一心对他冷淡。不过既奉上司之命协助，不得不表面敷衍。经他的绍兴师爷黄阶平设计，协助办法是出示谕董，签役四出，结果是股本没有募到成数，早使殷富们鸡飞狗叫起来。迫使张謇不得不赶忙止住。而汪树堂则早作了一番反宣传。

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了，每天收花需现金一万余元，而股本全盘用罄，资金周转，全靠借债度日。张謇不得已又去哀求刘坤一，请电饬通海地方官筹画六万千，指明请将存典公款转存纱厂。这只是转手之劳，并不难办，因为通州存典公款就不止八万千。可汪树堂仍然拖延搪塞，一面禀复允筹，一面交城董议筹。召集了一批对张的反对者，更阴毒的是将允筹的一万，指定了移动供津贴秀才、举人应乡、会试用的宾兴公车两项的一万余千，对刘坤一禀复筹有的款，对张謇则说尚未筹有的款，对绅士们说是张謇要求移借此两项专款。这一来，顿时掀起不小的风波，那伙城董们，根本没有听说过状元办纱厂，看见州官推托，也就推回到州官身上。至于秀才举人们关系切身利益，更怕“鱼落猫儿口，钱落穷人手”。于是便有人出面反对，那就是以坏秀才出名的白镜铭，公然在三城门贴上揭贴，约期开明伦堂大会，反对移借宾兴公车存典公款。又用着他同族的一个老副贡带头，全县通学三百多个秀才的姓名，并递公廪，经由城董转呈汪树堂。黄阶平看到禀稿，认为不合，私下退回去改。经一改再改，还是由他代拟照抄后再送进去。结果大家都想不到汪树堂悬牌批示，竟然严厉申斥，说他们“不合违抗宪令，阻挠地方大利”。同时汪又密禀刘坤一说“张謇办纱厂，不洽舆情。”秀才举人以及城董都料不到来这一手，于是因上当而恼怒，转过来写匿名信给张謇通消息，而刘坤一又把汪的密禀交给张謇看，要张当心。事情被拆穿了，汪不得不弄个台阶下，这才通知纱厂沈敬夫具领状，拨公款一万，指定还期一年。张謇当时想拒绝不领，无奈正值周转为难，又碍着刘坤一的面子，只好忍着气领了来。这便是“水草藏毒图”的由来，所谓水草，即指汪树堂、黄阶平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