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

张謇在创业伊始，即筹备大生纱厂开始，客观上就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著作《棉花帝国》提到，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棉花帝国》随后以张謇作为中国的例子：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

仲伟民在《棉花帝国》的中文序里评述说：棉花产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摇篮、杠杆和跳板，而且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还主导了世界贸易，与茶叶、鸦片、咖啡、糖、瓷器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比较，只有棉织品才是真正全球性的商品，只有棉织品才引致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只有棉织品能够调动全世界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大生纱厂生产的原料是棉花，出品是棉纱，市场在已经对外开放的区域，由此面对的竞争是全球性，想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全球视野。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充分依托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与世界接轨程度最深的上海。按照《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的说法，“上海一直紧随着遍及全球每个角落的现代世界经济的消长盛衰而上下起伏”。大生纱厂所需的资金、物料、技术和人才，南通都匮乏，张謇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的中国只有上海全部具备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上海，张謇连接了世界，采用外国先进的设备、管理经验，聘用外国工程师，选送学生赴日本工厂学习，对大生纱厂乃至南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张謇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与世界接轨，与时代脉动，更主要的是他将融入血脉中的儒家伦理，与企业管理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期，张謇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互通中，开启了企业家参与社会、改良社会的新路。

2022年10月5日，笔者收到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执行秘书长Linh Anh Moreau的电子邮件。Linh Anh Moreau告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下属的注册委员会对于大生初期档案的申报书提出三点修订建议，并表示在申报单位即南通市档案馆提供更多信息后，将大生初期档案提交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大会表决。Linh Anh Moreau在邮件中对大生初期档案的总体评价是：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是实业家张謇在创建和管理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形成的，是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反映。这种社会转型的经历并不为中国所独有，也为东亚邻国所共享。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作为这些经历的历史记录，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张謇从一名士绅到伟大的企业家的转变，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和价值体系的变化。

在Linh Anh Moreau转达的三点修订意见中，第一点就是建议在申报书中加上一段话：“大生纱厂开创了一条企业家不仅追求利润，而且关心改善社会状况的全球趋势的新途径。”这句话是大生初期档案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张謇企业家精神的精髓。大生初期档案揭示，大生纱厂的成功是张謇将中国传统管理智慧与西方近代管理模式及生产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张謇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引领者。这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也是超越时代和空间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世界的共同记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项目”，旨在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规定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其所指文献遗产不仅包括纸莎草纸、羊皮纸、棕榈树叶、木片、石片、纸张等传统载体，还包括录音、电视电影作品和数字媒体等新型媒体。由于历史上的种种人为灾难、自然灾害，和现实中的化学反应和技术问题等原因，这些宝贵的文献遗产正面临着濒危、散失等厄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授予标识等方式，向政府和民众宣传这些现存于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并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对上述文献遗产实现有效保管和抢救，进而促进这些人类遗产的广泛应用。通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大生初期档案能为全世界更多的人所认识，张謇企业家精神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是讲好张謇故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档案贡献。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1953年大生档案从上海回归南通，存放于大生纱厂公事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