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标志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统治的瓦解。解放军很快便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饮马长江。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南通于2月5日宣告解放。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声中，苏皖九分区（后改称南通行政区）于当月成立支前司令部，组织支援渡江战役，包括当年四安区在内的各地广大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支前热潮。

南通一解放就实行了市、县分治，四安为南通县下属12个区之一，时辖重建、江中、温桥等16个乡镇。为了支援渡江战役，四安区委、区政府根据上级部署，首先在借粮过程中就对群众进行了支前的思想和行动教育，提出“打到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消灭反动派，永远享太平！翻身才能彻底！”等口号，并对干部群众进行评功，表扬好干部，树立典型，为渡江支前动员打下基础。

由于渡江战役到来的时间比人们预计的要早许多，造成当时干群思想与组织准备都不够成熟。为此，到组织民工时，分区提出“争取很快胜利，不让蒋匪喘气”“打到江南去，江北太平才更牢靠”“彻底翻身挖蒋根”的口号，而地方又结合群众切身利益，喊出“江南解放，工厂开工，棉花价钱才得大”“江南江北通商，洋货才得便宜”“江南解放，猪子才有销路”等更易被理解、接受的新口号。如此宣传，鼓舞起“支前挖脓根，挖掉脓根回来揪翻身”的情绪，以致有四安群众说“先出劲，后才得（土改果实的）安顿！”使他们明确认识到支前是为了自己。

四安区还善于通过激发阶级意识来组织动员。档案记载，经宣传发动，该区的赵一明哭了起来，愤恨地道：“我要出征，（如果）这次不给我去，我（就）要到华野去！”连其妻也说：“我给他去，田里生活我负责。”

同时，针对群众“怕飞机、怕过江、怕去了回不来、怕老婆腐化、怕没人生产”等顾虑，他们又提出“五大保证”（不当兵、不上第一线、期满复员、保证生产、保证供给），并通过介绍渡黄河及抗日时我军胜利过江的经验等，基本转变了群众的顾虑。为增强工作成效，“四安区把有功之人请上光荣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造成了强烈的支前空气，不少干部群众自动报名”。实际工作中，地方政府也兑现承诺。如《南通区地委专署对渡江支前工作的初步总结》（1949年5月25日）曾记，“四安区采取不要地（主）富（农）出征，要他们拿出粮来，以进行救济”的办法，来解决出征民工的生活困难。

75年前的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广大支前民工驾舟劈浪，冒着炮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运送部队、粮食、军械和伤员的繁重任务。因资料所限，笔者对当年四安派出的民工、担架、船只及贡献军粮、制作布鞋等数量暂无从得知，但现存分区支前司令部的几份《干部登记表》，为我们留下了那时担任民工中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的四安子弟信息，如和平乡的王寿中、黄中如、杨炳生、张有涛，镇东乡张建、丁陆清、吴金法，及民主乡顾甫、英雄乡蒋金全等。另有镇东乡徐家书（墅）、民主乡何明德、和平乡陈建安，则被安排在南通县总队部工作。渡江战役支前档案显示，徐家书（墅）生于1930年，1948年9月入党，曾任民兵排长、话剧团长、副乡长，支前时担任南通县支前总队部宣传干事。

关于普通民工，仅现在的阚家庵村41组（时属四安区沿防乡平桥村）就有吴金龙、钱尾、凌汉成、羌有才四人参加了渡江战役支前。他们于正月底出发接受短期集训后，随部队从事担架与挑运等工作，其中的钱尾负责喂养牵拉炮车、运输弹药的战马。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常备民工，在随军服务6个月期满后，他们都准时、平安复员，且有吴、羌二人立功受奖。其中，荣立二等功的凌汉成还肩背一支受奖的步枪返乡，直到今天，当地老人每谈及此事，仍会露出羡慕的眼神。

四安虽属老区，但因地处拉锯地带，其南部少数乡村曾长期为日伪、国民党所统治，故支前组织工作在这些新区（即新收复区）相对比较复杂。甚至由于缺乏对新区特点的认识与掌握，加之工作方式简单等原因，致使其中的重建乡（今兴仁镇太阳殿村）太东、太南两村曾发生“青壮逃避，群情波动”事情。后经四安与城闸两地区队联动，虽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为渡江支前留下了一段插曲。

百万雄师过大江。参加整个渡江战役的支前民力就有320万人，是此次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作为支前民力动员主要地区之一的南通，广大支前群众无私奉献，勇往直前，他们虽然平凡，但同样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