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什么？是30岁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李大钊；是29岁首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不满16周岁开启七年知青岁月的习近平……青春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比贪恋、而谓之“年轻”的那段青葱。青春从不被定义，我们置身其中一面寻找，一面获得，在生活的撞击中诠释、构建、成为自己。

那一年，我用声音印制立体的法院名片

如果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这座法院，我想得从那些年的小小讲解员经历说起。当时刚入职法院，对法院的运转并不熟悉，除了日常的旁听庭审，便是在一次次讲解中领略法院的魅力。

从立案大厅、文化长廊到科技法庭，那些年，南通中院初心如磐，以奋斗的步履丈量法治之路，留下了踏实的建设印记；这一年，它扬帆起航，以“融和法庭”蹚出一条社会治理的新路子，1000余名“特邀调解员”燃起一束协同治理的新火把。

我对青春说，稚嫩的声音尽可褪去，为民的初心永不褪色。

那一年，我用勤学紧跟法律的时代前沿

凌晨四点的出租屋里，北京还很安静；早晨六点的公交车上，京味儿已经开始喧闹；深夜十点的马路上，我们等待着末班车。回望在最高人民法院借调的半年时光，已经可以笑说见过北京的二十四小时。

那是一段无比纯粹的岁月，充斥着调查、研究与论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类似民事学术与实务的大熔炉，我们接收着各巡回法庭有关具体案件的意见征询，倾听着各大高校教授有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建议，走访着全国一线审判业务专家。这种鲜活的碰撞，杂糅着苦恼与惊喜，而更多的是每一位法律人对民法典时代的感恩。

我对青春说，漫长的人生尽可辛苦，奋斗的意志永不停歇。

那一年，我用同理感知人间的四季冷暖

第一次见老缪，还是他坐在被上诉人席上，代理他40多岁的儿子来解决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是外地来打工的，事故过去一年多了，一分钱赔偿款没拿到。本想着十几万赔偿款哪怕分期应该能够调成，可两个月打了几十通电话，就因为几万块的差距僵持在那里。

维持吗？我再打电话过去，老缪已经因为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调解过程中，老缪常常一脸无奈，“孩子不懂事，前些年赌博弄得家里没钱了，我也想破财消灾，可亲戚都借了个遍，再不行，也只能当老赖了”。听完老缪的失落，我只说了一句“我再去做做工作”。

我跟对方说，“谈了这么久，就差这么点，回头判了他没钱给，你还得申请执行，早点拿钱回家养好身体、带带孙子呀”。一定要当场给现金的受害人，也终于松了口。

隔天上午，老缪带着钱来到了法庭，五块、十块的都拿过来凑了，可人却明显轻松了许多。

我对青春说，法律的条文尽可严肃，司法的温度永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