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谔

巴尔扎克在小说《于絮尔·弥罗埃》中说：“艺术的作用是给生活增加一点灵气。”但假如有的艺术变得越来越匠气、琐碎、空洞呢？那无非是给生活增添了一点无聊与平庸罢了。

在中国传统诸艺术中，篆刻艺术属小众艺术，爱好、从业人数远少于书画、音乐。书画作品上要钤印，印又有斋馆印、名印、闲章、收藏印等种种不同，所以书画家、收藏家拥有印章数十枚是常事，如此一算，篆刻的“市场”也还不小。篆刻艺术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商周，是偏向于实用的工艺美术。有明确抒情、审美追求当在元明时期，那时文人开始自篆自刻，心事情调意趣得以自由地进入篆刻艺术。证之于印学史，明沈野《印谈》有语云：“或讥余刻印，徒敝精劳神，无益于世。余曰：吾亦偶寄吾兴焉耳。彼嵇生好锻、阮生好蜡屐，亦何益于世耶？要人当解其意表耳。”

篆刻创作有“推敲”与“兴来”之别，迟速不同，贵乎均美。沈野尝自述：“对几案默坐三四日得一印。”清代徐坚主张：“作印，须于兴到时，明窗净几，茶熟香清，摩挲佳石，偶然欲作……”（《印戋说》）清代陈鍊也认为刻印不可勉强，尤其是在精神衰减时不宜作，须“俟兴到或晓起神清气爽时，然后运刀，则刻成自妙”。

翻看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大师的印谱，不觉其累，只觉其美。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虽不能说每方印都有不同的巧妙的“设计安排”，但至少可以说面目极多，这是令欣赏者不觉其累的关键。细味他们的代表作，如邓石如的《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观之如身处其境；黄牧甫的《水仙庵》，“水”字篆法设计成一丛水仙状，“仙”字冰清玉洁，“庵”字如一庙宇之门脸，再加上他光洁的刀法，好一个全新意象；赵之谦朱文《灵寿花馆》，“花”字主体形象如一朵彼岸花，与其他三字同中有异，绝妙；吴昌硕的《明月前身》，因梦见元配章夫人而作，婀娜又凝重，印面用界格而又突破之，印侧还刻了章夫人的侧影，形神极似印文。缶老时年六十六，犹情深如此，令人感慨。

石涛论画有“一画之法”，历来解读者甚多，我曾有一粗陋的理解：一幅画，最合适的画法只有一种，即一幅画自有一幅画的画法。人说篆刻艺术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前述几位大师的代表作，无不如此。试析其中奥秘，或可用“一印之法”来概括。唯真诚的抒情方有独特的创新；唯文（情、思）我合一方可气象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