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志华

一个草长莺飞的日子，我作为南通市人大“三农”工作考察组成员，带着学习课题、怀着心中的疑问，到绍兴、金华、衢州、湖州等地乡村考察，到晋生村、花园村、荻港村、西堡村等示范村观摩，到千万工程展示馆、红木雕刻产业园、湖羊生态示范园、南浔红美人柑橘园参观。所到之处，我真切地感受到浙江乡村的蝶变：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村民变股民、资源变资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数据、一个个和美村庄、一块块奖牌、特色各异的农业园区、一张张幸福的面孔、一幢幢现代考究的民居都生动地表明：浙江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快、乡村经济最火、乡村环境最美、农民生活最优、城乡区域发展最协调的省份之一，是全国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唯一的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唯一的数字乡村引领区，仿佛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乡村蝶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有阵痛更有希望。如果把乡村蝶变比作一部气势恢宏的协奏曲，那这部协奏曲则是由外力、内力、定力、合力共同演奏融合而成的。

“三农”问题是现代化的难中之难

从外力来说，作为现代化的一道门槛，“三农”问题既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是现代化的难中之难。越过这道坎，就可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跨不过这道坎，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跨越这道门槛，固然需要“三农”自身的努力，但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赋能与加持。

1949年以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浙江已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20世纪70年代，乡镇工业异军突起，工业化水平有了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聚焦工业经济、民营经济、数字经济三条主跑道，培育市场主体，加快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以1.5%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7.2%的工业增加值和6.4%的GDP。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9.1%、8.5%和8.3%。2020年，全省三次产业比例为3.3:40.9:55.8。工业化吸纳了农村劳动力，拉升了城镇化水平，全省城镇化率达到72.17%，领先全国近十个百分点。2020年以来，浙江多次召开全省制造业大会，出台《关于高质量发展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指导意见》、民营经济32条政策包、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工作意见，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产业大脑，建设未来工厂。2024年5月24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又召开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工作，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集群化、使“先进性+世界级”成为浙江制造业鲜明标识。

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既改写了全省的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又提升了农业装备水平与科技水平，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并为农民非农化、职业化创造了条件。

乡村内部活力与日俱增

从内力来说，就在工业化、城镇化等外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乡村内部的活力也在与日俱增，逐渐汇聚成破茧成蝶的磅礴力量。工业化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封闭式循环，农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产业与独立的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日渐紧密。从横向看，农业产业的多功能作用日益明显，其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等基本功能持续存在并得到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又拓展显现了新的功能，产业发展的重点由单一保障食品供给转向越来越重视向多领域拓展。如秸秆利用、农村沼气、测土配方施肥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凸显出农业的休闲观光与文化传承功能等。从纵向看，农业生产经营的一体化格局逐渐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产加销、贸工农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与产业体系，实现了产业兴旺。

伴随着内外力量的互动，农业发展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传统农业逐渐蜕变为现代农业。在生产技术上，随着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化学肥料、机械化与信息化大量运用，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业1.0跃升到农业3.0；在要素投入上，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由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更明显转向科技、资本等现代要素；在经营机制上，生产组织的形式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下的规模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以江山市峡口镇田园综合体为例，该镇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加强基础设施、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形成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特色小镇。规划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主要建设项目有卿枫峡中药材基地、蓝海园艺休闲农业园、稻菌轮作示范基地、双得利葡萄园、千亩紫薇花海、生态景观带、清心樱花谷、美人蕉花海、精品茶园、湖羊生态示范园等。其中的湖羊生态示范园遵循生态循环经济理念，按照生态、种养、农旅、文旅相结合的目标，形成集湖羊种繁育、肉羊养殖、牧草果树种植、饲料加工、排泄物综合利用、羊文化宣传、食羊餐饮及旅游观光服务于一体的现代湖羊生态示范园和3A级景区。

建设一批全面小康示范村

从定力来说，2023年，浙江省把中央的总体要求与浙江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提出了“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准备用五年时间，从全省近四万个村庄中选择一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一千个左右的先进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千万工程”核心内容是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抓手、以村庄规划为龙头、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努力建设一批民富、村美、班子强的全面小康示范村，整体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使全省农村面貌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浙江几十年咬住“千万工程”不放松，既不跟风也不僵化，而是从实际出发，围绕农民所想所盼，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不断深化拓展“千万工程”建设水平。“千万工程”先是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发展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从2021年起，“千万工程”步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新阶段，重点是提升乡村产业匹配度、基层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城乡发展高融合度。深化拓展给浙江乡村带来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诗画江南、山水浙江”的历史图景正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以绍兴晋生村为例，晋生村因著名导演谢晋出生地而得名，村域面积2.3平方公里，农户805户，户籍人口2143人，新居民1580人。20多年来，晋升村通过乡村景区化、产业数字化、运营专业化，挖掘名人资源，建成乡村文旅综合体，链接周边的谢晋故居、醉美梨园、水乡漫街等节点，串点成线、连片成景，建成了网红打卡地，入选全国“千万工程”学习考察示范点，年接待游客30万余人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3年增长了11.66倍。该村公厕内无异味、地上没污渍、墙上没涂鸦，一件件小事彰显了文明水平。

“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化实施，促进了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有机融合，让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提升了农民的满意度，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千万工程”荣膺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并被授予如下颁奖词：“中国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效果显著。这一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表明，环境保护可以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的力量。”国际人士还认为，“千万工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佐证，为世界提供了加快乡村发展的中国方案。

破解“三农”问题需要合力推进

从合力来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破解“三农”问题切忌就事论事、头痛医头，需要统筹协调，合力推进。浙江向改革、融合、结合、落实要合力。就改革而言，浙江推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先后推出了“市场化+集体经济”“宅基地改革+乡村建设”“标准化建设+农业双强”“数字化改革+富民强村”等改革举措，激发发展活力、提高发展水平。浙江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供销合作社三位一体改革，构建上下贯通的为农服务体系。就融合而言，浙江坚持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提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把提高县域承载能力与千万工程结合起来，促进“四化同步”。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已成为浙江的特色，成为乡村振兴的火车头。就结合而言，浙江善于做好结合文章，注意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发展活力，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不越位、不缺位。浙江把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农民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潮流，从农民所思所盼出发，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思想工作等手段，推进“三农”工作，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给农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落实而言，浙江大力构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参与、齐抓共管的落实机制，做到各尽其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从而实现多方力量的最优组合、最佳配置。供销合作社作为党领导下的综合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为农服务的深厚基础和网络资源，“三位一体”改革又增强了内生活力和服务功能，在千万工程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绍兴市上虞区供销社等单位按照区政府的要求，从2017年起积极探索开展闲置农房激活改革，出台了“1+6”政策，建立了区镇村三级工作体系，构建“线上+线下”交易网络，打破城乡要素流通壁垒，颁发了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证书，累计实施激活项目590多个，盘活闲置农房5300多幢、190万多平方米，带动农户增收680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3000万元。

我还有意外收获，先后参观了范文澜故居、章开沅故居。两位都是我敬仰的史学大师，为新中国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浙江乡村行时间虽短，却让我收获满满，既学到了经验，更消除了疑惑，有了心灵解渴之感，仿佛欣赏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三农”协奏曲。（题图：浙江农村的杭派新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