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蓉

一

2023年的12月吧，杨谔来我办公室，聊了会之后，他说：“我计划要出本新书，稿子已经都写好了，十七八万字，你有兴趣帮我理一理吗？”

这话说的，凭咱们的交情，没兴趣也得有兴趣啊！

彼时，我正准备写篇关于期刊研究的论文，桌上铺了一大沓的资料。杨谔开了口，我就把资料们收一收，搁置在了一边。

我花了三周的时间，把全书的编撰体例理了个大概，删减了一些，遵照作者意思，把几个篇章的标题拟好了。

杨谔拿了回去，过了几天给我反馈：看得出你是下了功夫的，标题也好，跟平时的不学无术很有反差。

杨谔这人我懂的，有时喜欢以贬代夸。但我不准备领他的情，就回他：我的任务已完成，以后请非急勿扰。

我又把那叠被搁置的论文资料拿出来继续。一周后，杨谔又登门了：这是二稿，你开了个头，还得麻烦你再看看哪里需要调整的，书名也得想一个。

他一坐不走，顺势还跟我讨论了开本、纸张、定价……

……好家伙。我只好又花了两周时间，把这叠从十七八万字变成的十五六万字重新理了一遍。心中暗暗发誓：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开年后，这位不知趣的朋友又来了，“这是三稿……序言我觉得非你莫属，你不能看着它荒在这一步……”

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道德绑架至此。我只能慨叹，有了杨谔这样的朋友，我大概连敌人都不需要了。

就这样，这份天下最倒霉的活儿之一——给人作序终究还是落在了我的身上。

好吧，既来之，则安之。

二

相对阅读，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写作，尤其是评论。就像程德培说的，“当代批评的难处在于，你既要十分注重文本对象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又要留意表达自身的无法言说和难以言说”。所以，尽管我也算是编者，但所感所论的必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跟作者的本意产生异质的对立。

杨谔的这本书，由四百多则或短或长的随感组成，写作时间纵跨了十几年。如果说这本集子有什么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冷热交融”。看起来似乎相抵相悖，但却是作者的一体两面。

清代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时曾说，王的字画之间，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杨谔的文字亦是如此。单看他的段章，或长或短，思考的疆域，也有大有小，但段与段之间，篇与篇之间，也真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这份“有情”，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用冷眼写热情。

从艺三十多年，身兼书法家、作家、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杨谔，对文艺圈文化圈的流动、更迭、破坏、建设，不可谓不知之，不懂之，但他硬是挺着不到漩涡的中间去，也不到码头岸上去做观者，而是在水里找一块礁石立下来，在被动里做些主动的事。

这些年来，对于“新”，对于“变”，杨谔一直持有一种清醒的警觉。他明白，新变是一种危险又迷人的东西，它是偶然，是奇迹，是丰富，但同时也是混乱，是干扰，是迷惑。许多人也许就在它的炫目中忽略了原本该坚持的“旧”与“古”。

杨谔不媚新，不媚潮，但也不一味媚古。他在评友人卫剑波的书展时，就称道：“卫兄对当今众鹜趋之的钟繇、文徵明、王宠、黄道周及北碑类小楷目不斜视，在一众纷攘中独彰‘守卫’的价值与魅力。”（《守卫与创新》）但他也自言，“书法不可太古，太古易旧，乏生气，少活力；亦不可太新，太新易浅，无内涵，无余味。须于传统中出新乃得。”（《古与新》）

杨谔当然明白，也自信地认为，自我的创作创造之路，是一条正道，即便难免于沧桑，但他自身必义无反顾。然作为艺坛前辈，或身为人师，那份天然的必然的道德情怀又使得他无法“独善其身”，他想“兼济天下”。

所以他既冷眼旁观，又热烈呼吁。他写下那么多谈书法、论文学、探艺道的文字，他自己虽从不说，但我知道他内心的着急。这份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更多的青年人、后来者。这位“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书法界武士，纵身一跃，在世情艺境中来回游走，有时看他苦心经营的模样，几似鲁迅“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本野气横生、杂花生树的心灵漫游史，正是杨谔送给世间有心人、有情者的一份礼物，愿你懂得。

这本书不乏对文艺创作一些现象的失望与忧思，但更不缺有力热情的建议与提醒。就像迟子建在她《群山之巅》中写过的，“说它们是他暗夜中的蜡烛，是严冬中神仙送来的烛火，是他生命的萤火虫，总之，都与光和热有关。”一句话，杨谔不仅做到了在阴影中思索，而且做到了在阳光下歌唱。我想，这大概是《不肯低头在草莽》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