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飞
1985年高考刚刚结束，也许由于我兼有资深高中语文教师和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双重身份，有幸被抽调奔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全国高考江苏考生作文阅卷复评组工作。
报到的那天傍晚，我刚到南师大报到处门口，便有一位身穿工作服的人笑嘻嘻地向我奔来，并旁若无人地大声叫喊:“陈老师，我等了你一天了！”当他把遮住半个脸的红色安全帽拿下来的时候，我立马看到一张久违的圆盘脸，情不自禁叫出了他的名字——“陆德明”。
陆德明是我们平潮中学72届的高中毕业生，我是他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白卷英雄”名噪一时，我怕他受到负面影响，特地找他“闲聊聊”，说:“你们平西真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用意，于是笑笑：“是的，除早年毕业的省长陈焕友之外，其他都是您的学生，考取北大的、南大的、交大的、复旦的……不下20人，现在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其中有作家、教授、国家干部、部队首长……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拍拍他的肩膀：“古人说见贤思齐，希望你加油再加油！”尽管他的成绩十分优异，但那时上大学的都是保送的工农兵学员，他不在其中。一气之下，他立马投奔南通铁军，从泥瓦匠做起，跌打滚爬十多年，终于成为出类拔萃的分公司经理。这次他率领一支精兵强将，来到南师大建造宿舍大楼。这天他得知高考阅卷老师要来报到，就判断我也许会来，时不时到大厅看看，终于在傍晚时分真等到了我，又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一家饭店“接风洗尘”。师生多年不见，相聊甚欢，直至夜深人静，仍感余言未尽。
第二天上班，刚走进阅卷大厅，迎面碰到了南大副教授顾文勋，还是那白净净、笑嘻嘻的典型书生模样。不期而遇，彼此都分外欣喜！他立马给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当教授的夫人季辉打电话，说我到了南京，让她赶快买菜，准备晚餐。
晚餐是在顾文勋家里，两位大学教授为了我一个中学教师忙得满头大汗。席间我似乎感到醉了，但不是醉在少量的酒精里，而是醉在真挚的情谊里。二位都还清楚记得我夫人是他们一辈子都永远忘记不了的启蒙老师，不但教他们识字，下雪天还背同学们过桥……上高中时，顾文勋成绩名列全年级前茅，尤其酷爱文学，我希望他能像62届和65届我的两个学生一样顺利考取北大。遗憾的是“文革”开始，高考取消。其时我因为业余一向喜欢创作，并在从地方到中央的主流媒体上发表过一百多件文艺作品，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唱词《新媳妇》和快板剧《仨争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者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录用，以“二人转”的形式制作唱片连播两年，直至文革；后者参加南通地区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继而被省“文艺轻骑小分队”作为优秀剧目送戏下乡，全省巡演，并由某锡剧团排练，准备代表江苏参加全国一年一度的群众文艺汇演，同样因“文革”作罢；与此同时“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还把我的这个剧本印了3万册，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那时顾文勋是我最亲密的“粉丝”。但“文革”一来，我首当其冲被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打成“黑帮”，惨遭批判。真是天大的冤枉！幸好顾文勋等“红卫兵革命小将”从北京等地串联回校，拨乱反正，彻底帮我平了反。不久顾文勋也因为文章好而进入通州市委宣传部搞文艺宣传，成了我这个业余作者的“顶头上司”。那时南通基本上家家有广播喇叭，唯有开沙岛因为半江之隔无法拉线，于是岛上的干部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在江底铺设了一条土制电缆，彻底解决了不通广播的问题。我作为平潮区创作组的领军人物，带了两位成员前去采访，写了报告文学《红线连北京》，呈请市委宣传部审查，后由顾文勋亲自动笔根据当时的宣传口径做了适当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
恢复高考后，顾文勋金榜题名，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著名戏剧家陈白尘的得意门生。大学毕业，留校从教，这才有了这次美丽的邂逅。
第三天中午，一辆轿车停在阅卷大厅门前，这是在华东电子管厂工作的弟子赵竟成来接我去共进午餐。在车上，司机自豪地向我介绍说他们的厂是全国著名的老厂、大厂，几万员工，生产各种各样的电子管，包括电视机里的显像管，产品畅销海内外；又赞扬我的学生人品好、技术好以及艰苦朴素、和蔼可亲等等。细想想，司机并非一味奉承，而是知根知底。赵竟成是64届高中毕业生，家庭非常不幸，父亲早逝，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偏偏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久病不起的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料理丧事、逢七祭奠，搞得他焦头烂额、心灰意冷，准备放弃高考。全班师生反复劝勉，他才抖擞精神，走进考场。后来当我把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亲自送到他手上时，他热泪盈眶，紧握拳头。我感受到这个不幸的男子汉，真正在化悲痛为力量了……“嘀嘀”，车到厂门口，赵竟成早在那里等待了。
第四天为我接风的是一对夫妇，男方沙云汉，当时的南京军区某招待所所长；女方张惠兰，省建设厅人事处某处长。他们当年都在我班上。沙云汉，如皋龙舌人，超过1.8米的个子，挺胸昂首，沉稳好学，字写得特别漂亮；张惠兰，通州新联人，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文章经常得到我的表扬。平日里并不见他们之间有什么意思，但到快毕业时，有同学发现他们偷偷约会。作为高三班主任，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几乎每届都有。人到了十七八岁，钟情、怀春，不足为怪，处理好了变为强大动力，催人向上；处理不当，甚至人命关天。于是我分别找他们谈心，没有批评、没有训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在这关键时刻集中精力迎接高考，争取双方都有更美好的未来，只有这样，爱情才有意义、家庭才会美满。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听了劝告，成绩大大提高，无奈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民经济一时还未见好转，高校招生规模依然很小，班上只有一位同学考取南师大中文系，其余统统落榜。沙云汉去部队当兵，张惠兰回家乡务农。但二位都很刻苦努力，不断升迁，不几年都到了省会南京，比翼齐飞的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五天来接我的是省政协秘书崔东进，金丝眼镜、文质彬彬。他是我班上的“秀才”，参加中学生征文比赛，通州得第一名、南通得第四名，16岁就一举考取南师大中文系，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省政协。午餐前他先带我到“总统府”去转转，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勇士们插上去的五星红旗（其实当时的那面已被收藏）行注目礼。席间我们一起重温了毛主席那首气势磅礴、豪情满怀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师生二人，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我到南京的消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连在与南京毗邻的安徽马鞍山市当外事办主任、旅游局局长的于强都被惊动到了，非要我去一趟马鞍山不可。当时他积累了大量的外事素材，正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中国人民的人间大爱，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我鼓励他说，外事办主任全国数以千计，但同时又是能舞文弄墨的北大才子寥寥无几；能舞文弄墨的北大才子不少，但同时又是掌握丰富外事素材的外事办主任寥寥无几，而你却兼而有之，写！于是他信心百倍，写了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风媒花》，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又写了七部长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次南京之行，我收获满满、感慨良多：当年的学生如今个个事业有成，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忠尽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更加彰显了教师工作的深远意义；同时我又切身感受到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尽管平时极少联系，但心底里却永远互有彼此……
如今我已九十又三，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热泪盈眶。40年的教师还未当够，如果真的还有来生，不二的选择依然是讲台，讲台，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