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面对艺术作品，最高的尊重：懂就是懂，不懂无须装懂。

□李新勇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树上的男爵》第二章开头非常有意思：

柯希莫在圣栎树上。树枝向外伸展，凌空架起一道道高高的桥梁。微风轻拂，阳光灿烂。太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射下，我们为了看清柯希莫不得不举手挡光。柯希莫从树上观望这个世界每一件东西，从那上面看来，都变了样儿，这是一件十足的赏心乐事。小路有着另一番景观，花坛、绣球花、山茶花、花园里喝咖啡用的小铁桌，历历在目；在远处，树木变得稀疏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用石头垒成梯田形的菜园子，深色的高地上是橄榄树林；再往前，是翁布罗萨住宅区的陈旧的砖屋顶和石板瓦；在低处的港湾那边挺立着一些船只的桅杆。远处的地平线之上是一片海水，一只帆船在海上缓缓移动。

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柯希莫的男人，从12岁开始因为对现实极度不满，而选择了上树，在树上积极阅读着一切新鲜知识，不断追求着一个美好的完满而和谐的社会，在树上写出一部又一部文献；经历了贵族的没落、法兰西革命带来的热潮、帝国复辟，参加过共济会、成为过革命的呼吁者、拥有过爱情，最后以不落俗套的方式死去。

小说第二章开头的这一段，作者用散文的笔调记述了柯希莫站在圣栎树上看到的一切：近处的花坛、菜园子、橄榄树，再远一点的屋顶和石板瓦，远处海湾里船只的桅杆，以及从树下经过的人们的各种情态，色彩准确通透，富有立体感。单单看这一段，一点也不像小说，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散文。作者借用了散文的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空间。

这使我想起我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散文创作。那段时间里在散文的创作上，我提倡“进入”两个字，也就是将所记述的内容放入到具体的时间和环境之中，比如说《在路上》《一只鸟儿的爱情》《当你老了》《山路不喊痛》等等。有的人认为这些作品是小说，而我则认为，我仅仅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采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段，把散文中所涉及的人物、情景、事件艺术化而立体地表现出来。作品不容易刻板，更有情趣。文字有了生命力，是流动的、生长的、复杂和不断变换的。

可在那一段时间之后的另外一段时间，我把这种今天看来还算优秀的写法忘掉了，或者暂时遗忘搁在一边，没有很好地继续发扬。我写了比如《纸书、微博和微信》《日渐浅淡的地理乡愁》等等，看似博大而有气势，实则在构架上犯了刻板的毛病，让人读起来觉得不是那么流畅和亲切，总像听一个导师说教。我怀疑读者读到这样的文字会望而却步。

也许由于题目的限制，这些文章确实该这样写、确实该有一种说理的气势，才能在比较短的文字里，表达更多的内容。但是我要说的是，降低了散文的活力，就跟降低一个人的活力是一样的，会使文字变得老成而暮气横秋。无论男女，也无论美丑，年轻而充满生气总是受人欢迎的；而须发皆白、满脸皱纹，倘若没有足够的气质和精气神为其作支撑，不可能让人一眼看上去就喜欢起来。

在初中教科书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直被划为散文，其实像这样一篇绝妙的千古奇文，在形式、思想内容上都跟一般的平庸之作有着巨大的区别。这是一篇四不像的文章，既像散文，又像小说和游记，还可以归入寓言，它是一篇多元化的文学作品。

一个写作者，起笔之初有没有必要考虑：我是把这个东西写成散文，还是写成小说？我认为，大可不必。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岁月，我正好进入十多岁如梦如幻的年龄，在诗歌风潮的带动下，我开始了诗歌创作，并在17岁的时候开始发表诗歌，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22岁以前，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写诗。之后我就不再写诗了，原因是一些诗歌刊物上的诗越来越难读懂——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居然读不懂诗，那是桩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于是我专心致志地写起了散文，这一写就是十多年，出版了两本散文集。直到200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在不放弃散文创作的同时，写起了小说。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篇叫《在路上》的文章，六千多字，投出去的时候没有标注体裁。一家小说杂志的编辑看了以后，很快就当短篇小说用了，在读者中产生良好反响；而另一家散文杂志的编辑看了之后，也决定用，且认为那是篇相当不错的散文。

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我自己问自己，我也能写小说？那就试试吧，这一试就成就了后来无数个短篇和中篇，作品发表出来，反响都不错。后来也写了几部长篇。

云南作家余继聪对我说：“你的散文有小说的表现方式，小说里又有散文的因子。”

这源于我对散文和小说的认识。我认为，散文讲究叙述的技巧，而小说讲究技巧性的叙述；散文与小说的表现方式和表现技巧是可以相互借鉴的，这样不但丰富了二者的内涵，也扩大了二者的外延，使得二者内容更加深厚，更加具有感染力。在写作之前，我从不考虑把这个题材当小说来写还是散文来写，一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要表现“我的发现”；所谓散文、小说之类的体裁分类，是文学出现之后很长时间为便于某些研究者或者读者的研究和阅读而人为作出的区分。

体裁分类对一个写作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读者来说，同样如此。比如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史记》，既然是“史”，大抵应该归入散文一类，可这部被后世称为历史的伟大著作，有五分之四以上的篇章，更像今天的小说。后世的人在读《史记》的时候，犯不着去辨别哪些篇章是散文、哪些是小说，关键是整个篇章在说什么。

我在西部农村当过农民、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读过大学、在华东最早看到日出的黄海之滨做过中学教师，然后进入机关，进行公文写作和机关行政之余，从事文学创作。生活的丰富性与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大大地丰富了我的创作。我所写作的，正是我建立在亲历、观察、听闻、阅读之上的思考后，认为有必要记录且有价值的那一部分。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们所记录的生活，如果与国之大，它自然该被称为是历史；如果是个人的私生活、私感悟，即与己之小，那也算个人历史。我认为，当代作家对当代的书写，恰恰是在为被记录和表现的那个时代保存一段“肉身”。

既然如此，作为写作者我们就该更加自信，自信得甚至有些武断，有些先入为主、有些不管不顾，选准要记录和表现的东西，只管放马写去。至于到底是什么体裁，交由读者评判，读者认为是散文就当散文，读者认为是小说，就当小说。甚至读者还可以认为这是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作品，都可以。

也就是说，文体不应该成为牵绊写作者手脚的绳索或者镣铐。让文字自由地舞动起来，我们的文学才会更加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