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有一位艺术家表示过，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以他的家乡县城为艺术母城，似乎把悲欢离合的故事搁置在老家县城，他才在灵魂里有一种深切的寄托。有年春节回老家县城探亲访友，一个发小喝酒时劝他：赶快结婚生个娃吧！这样一句话让他甚觉暖心，在北京，他没有听到过这样絮絮叨叨的家常话。他说，在北京这个庞大的都市里，常有一种心慌憋闷的感受，只有回到了老家县城，在一个亲戚熟人交织起来的县城网络中，这种热烈的人间烟火生活，才把他一颗悬浮的心安顿下来。

我对一个县城寄予的感情，也是从少年时代开始。

父亲当年在故乡县城机关工作，做领导的秘书。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这是父亲的标配打扮。父亲在乡里很受人尊重，有一年村子里有个人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到县里开表彰大会，那人亲眼看见我父亲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跟在领导后面。那人兴奋地跟出席会议的人说：“李秘书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据他说这顿时让身旁人对他另眼相看；而他上台领奖时，也公鸡一样高昂着头。

少年时遇到假期，跟随父亲到县城成为我最神往的事。清晨出发，徒步3个多小时后，雾蒙蒙中的县城影影绰绰，给我带来隐秘的喜悦。在县城一家国营饭店，父亲带我吃油条、喝豆浆，县城的美好生活，就这样闯入了少年的心扉。在县城机关食堂吃过晚饭后，灯火亮起，我又有一些慌张。平时在村子里的夜晚，虫鸣唧唧声中是一片黑灯瞎火。父亲带我去逛马路，常遇见熟人，于是看见父亲同那些人亲热地闲聊，有时也神秘地用手捧住嘴凑近耳畔嘀嘀咕咕，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同那些人聊的是国际国内大事，主要是《参考消息》上的内容。有一次，父亲的一位熟人拉住我的手说，娃娃，好好读书啊，长大了来县城接你爸爸的班。父亲说，不容易，这娃娃又不爱说话。

到县城去求一碗饭吃，成为那个年代村里人最大的希望。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村里一个16岁的女生到乡里改大了年龄后，接了在县城当工人的父亲的班。女生的单位，就是县城里的丝绸厂，她干的是缫丝工，一双手长期在水里泡着都脱了皮。有次回到村子里被我奶奶看见，奶奶叹气说，哎呀，在县城当工人也比在乡里种地好。我奶奶一辈子也是种地的，干吗自己又看不上种地的人呢，我觉得奶奶思想觉悟不高。

其实，我跟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想到县城里去。县城，有我想要过的生活。

19岁那年，我到一个乡里工作，对县城依然迷恋，找了不少关系想调到县城去工作，最终成了泡影。我才发现，我对人情世故的理解，还是太浅薄了。乡长知道后，很是生气，在他办公室，他拍响了桌子表示，本来要重点培养我的，没想到我整天不务正业瞎写啥诗，还做白日梦想调到县城里去。从那以后，乡长外出喝酒，很少喊我一起去了，他已把我从他那个圈子里划掉了。

3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而今县城扩张，早已经把我所工作的地方连为一体，长成了大城模样。高楼把天际线不断抬高，但我心里，依然把它当成县城在生长，它提供给了我全部的生活物质与精神要素。

在一个大都市，有时请人吃个饭也难。遇上堵车，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这样的时间，坐飞机几乎可以横穿大半个中国了。在一个大都市，人会产生特别渺小的感觉，精神恍惚的缝隙之中有落不了地的脆弱孤独。但在县城大都没有类似烦恼，眺望夜晚里的灯火，我大致可以明白哪一盏灯火下面是哪一条街哪一条巷，有我的哪一家亲戚哪一个朋友。一位在北方一座大城市生活了20多年的县城故交，前几天还在微信群里寻找着他当年在县城的发小，在大都市，“发小”这个词语已变得更加模糊，大都市的哪一条街巷是故乡？而今都市的少年们，在幼儿园就进入美术、书法、音乐等各种早读班了。孩子们的父母，提前计划着他们的未来，划定了一条人工“起跑线”。童真，因为这种过早的负重被淡化，这些孩子，哪还有童年的发小呢？

生活在一座县城，我活在居民幸福生活的平均指数里，流水与落叶的时光消逝中，我有时也觉得县城是不能承受之重，重得我无法全部扛起它，因为县城就是我最大的城，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