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微

南朝齐梁间文学批评家钟嵘（晋安王记室）所著《诗品》，将两汉至梁122位诗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加以评论，其中把东晋陶渊明列于中品，为后世所诟病。

1948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版钱钟书《谈艺录》有《诗品之品第陶诗》一则，对《诗品》品陶之失有所论述；1984年中华书局版《谈艺录》删去《诗品之品第陶诗》，而附于《陶渊明诗显晦》之后；1979年中华书局版钱钟书《管锥编》亦有专论《诗品》品陶的章节，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中《谈艺录》论及《诗品》品陶是这么说的：“记室之评渊明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贞古，词兴婉惬。又标其风华清靡之句，此岂上品考语？”言下之意，钟嵘虽置陶渊明于中品，大概只是囿于当时浮华低迷的文坛风气，其实心目中对陶渊明还是另眼相看的。所以钱钟书又得出结论，认为钟嵘评陶渊明诗，表面看起来“眼力不甚高”，实际上明眼人透过评语不难悟到陶诗的“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彩华茂”。清代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说得更干脆：“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如中品之陶潜，宜在上品。”

说实在的，让陶渊明屈居中品确实有失公允。陶诗的境界明显高于当时诗坛庸常的过于现实化的应景诗和不着边际的玄言诗，所以美学价值极高。早在归隐前，陶渊明就曾留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样对归隐充满期待的佳句；正式隐居后第二年就写出了田园诗的代表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洗练的语句、朴拙的意象，无不透露出诗人发自内心的喜悦：自由的心灵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最好的安顿，无须再理会官场的种种恶俗，那么，此生夫复何求！

时至唐代，对陶诗感兴趣的诗人渐渐增多并有所仿效，其中学得比较像样的是王维和孟浩然。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皆学习而得其性之所近。”当然，学得再好，也难以企及陶诗的真髓。

至于陶渊明真正受到文坛的普遍重视，那已经是北宋以后的事了。苏东坡可以说是陶渊明的一个“远年知音”，一句八字评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奠定了陶诗在中国诗歌史上高标独立的地位。他还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陶渊明笔下的素淡平易乍看极为浅显，其实蕴含着极其强健的人生格局。你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仿佛枯墨滑笔，信手勾勒出一帧表面素淡与内心富足相映成趣的画幅。这还不够，又来两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再现成不过的实景，虽说地理方位的遥远造成视线的模糊不清，却也挡不住“不违所愿”带来的“天涯近”。

在陶渊明看来，写景即写心。清代刘熙载《艺概》说得好：“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近人王国维从陶渊明的《饮酒》中举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以为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以为此诗好处在于“不隔”，就是完全融入自然后的流露，读者在不经意间也会作身临其境后的换位思考，从而收获那份“真意”。可见陶诗之所以高妙，说白了就是不求表面的好看，诗便显得自然。

济慈故居那棵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留学英国归来后写成《欧游杂记》。书中提到去伦敦市北汉姆司台德区凭吊济慈故居，唤起了我重温济慈作品的兴味。

济慈这位只活了二十六岁的天才诗人，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的杰出代表，英国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与拜伦、雪莱齐名。朱自清来到这位久慕的诗人恋爱、写诗的地方，站在屋后幽静的大花园里，满眼郁郁葱葱的是草，缤纷绚烂的是花。他注意到，醒目处一棵老梅树早已枯死，树干却依旧傲然矗立。济慈那首著名诗篇《夜莺歌》（今译《夜莺颂》）就是在这棵树下写成的吧？

《夜莺颂》作于1819年5月，济慈告诉好友布朗：“1819年春天，一只夜莺在我家后院那棵树上筑巢。我在树下一连坐了两三个小时听它唱歌，第二天早晨一口气写了八十行诗……”当时济慈恰逢情感生活的纠结和疾病的折磨，我们在诗中不难把准那狂躁的脉搏：“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让诗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从自家院子里树梢上夜莺的歌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这就让他瞬间忘记了世间的苦与痛,超脱了“忧伤和灰眼的绝望”。

此时此刻，济慈眼中的夜莺就像一个小天使，带来让他归于永恒宁静的天籁之音。我总觉得，朱自清先生之所以对此感同身受，是跟他自己遭遇丧偶的不幸有关。就在这次旅欧前两年，他的结发妻子武钟谦女士病逝，朱自清一直觉得痛苦无法排解，深陷于人生理想和生命态度的两难。济慈故居的那棵树，成就了《夜莺颂》的激动人心，也带给朱自清一股无形的生存力量。于是，他站在枯死的老梅树下，一遍又一遍地吟诵：“去吧！去吧！我要朝你飞去……我要展开诗歌的无形羽翼，尽管这头脑已经困顿、疲乏；去了！呵，我已经和你同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