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提及近代南通的公共园林，人们注意到的似乎只有五公园、唐闸公园等，而最早建成的公园却被遗忘，甚至连地方志书也不见任何记载。

图左起：1909年6月，上海《新闻报》所载通海物产将在公园陈列的公电；南通最早公园旧址大致位于河对岸大树（或包含）南侧地块；文化宫旧址曾为南通最早公园所在地。

按照张謇的说法，南通“公园之缘起，在前清光绪三十二年，董其事者为俞君廉甫（按：又作濂甫），今之北公园即其故址也。园之旁有剧场，嗣因亏折停歇，公园亦因之而俱废”。即该公园规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管理者为俞廉甫。它的建成并向民众开放，可视为清末民初南通公园建设之发轫，由此而成为南通历史上的第一座公园。

另据本土“梨园史家徐海萍”（穆烜语）记载，位于南通城外西南角、今文化宫旧址的这座小型公园，由张謇建成于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公园执事俞廉甫随后在公园之东造了一个戏馆，题名“韶春茶园”，此即张謇所说“园之旁有剧场”。

俞廉甫是一位颜料商，清末民初曾任通如崇海染会董事，1914年5月以“事务纷繁，无暇兼顾”而呈请总商会辞去会董一职。

在张謇日记中,也有两人交往之记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四两月，时在南京执掌文正书院的张謇与其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1902年8月2日），为通州师范建设工程，张謇“与跃门、濂甫看度学校培填加广之地”，即偕宋跃门、俞廉甫往千佛寺视察新填扩之地。张謇此行同时还确定了拆建工程自12日始及遣散寺内僧人、迁移寺旁居民等事宜。

除了上述文字，另外还有两条有关俞廉甫的记载。一是1907年6月通州开办习艺所，时任知州恩芳（楚芗）“亲诣所内行开工礼并送匾额一方，以彰在事诸绅之勤勉”，嘉勉俞廉甫与张詧、孙敬民等人热心公益之举。二是从1928年《净业月刊》所载江谦（1876—1942，近代教育家）的一篇诔文可知，俞廉甫“心广貌胖”，自称是“无戚唯欢”之人，且与江谦“生与同乡，客则同土，学与同师”，即两人均由徽州来通发展。以上史料虽然零碎，但对我们了解俞廉甫其人还是有所裨益的。

关于这座公园的布局设置等概况，现仅见张謇所记“逊清之际，……于其（按：指中公园原奎楼）北并城为公园，种树筑室，与楼相望”。

至于该园废弃时间，尽管在1917年3月《南通公园募捐修建启》中有“南通昔尝有公园矣，现昙花于一夕，鞠茂草以三年”句，但考虑到此处所讲的“三年”或为虚数，故不能简单以“杂草塞道，荒废了三年”来推算为1914年。然幸见1913年10月有旧报报道，提及通如崇海染业公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四县染商陆续到通……假公园开会”。于是，这公园废弃年份又似乎与1914年基本吻合了。另有宣统元年（1909）上海《新闻报》“本馆专电”刊有一份自南通州发给各报馆的公电，略谓：通海物产会事务所成立并开研究会，“各担任产品订期八月（按：此为旧历，下同）运通公园陈列，九月朔开会”。尽管电文极简，但所记通海物产陈列会择地于此举办，则是它具有公共园林功能最为直接的体现之一。

据1917年3月底报载《修建公园之计画》，为新建五公园，除定北区位置于旧公园，还明确了“北公园购地旧屋、旧墙应由俞濂甫理交，其从前资助之款应作为此次捐户”，而“北公园收旧地之西半，于划分西半之东边改辟马路”。

半年以后，新建的“南通公园于中秋日开幕，……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到会者数逾万人。张謇在当天的演说及随后所撰《南通公园记》中，不下五次提及这座旧园，并以建成五公园，“自名旧园为北园”而颇感欣慰，充满着他对公共园林及家乡建设的一片深情。

作为南通历史上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公园，其诞生与消亡，恰与彼时社会遽尔转型相呼应，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最终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湮灭、重生。但当年位于濠河之滨的这座公园昙花一现又故址另建的过程，却在偶然中孕育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