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

康烨的学术专著《先锋与古典之间——叶兆言小说创作论》即将付梓出版，嘱我作序，作为她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我自是欣然受命。而且，康烨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叶兆言，这部长达30万字的厚重的书稿即是在她长期钻研的基础上，再经过几年的修改与充实、完善和深化而成。从康烨最初确立这一研究对象，到完成这部著作，历时十三年之久，中间虽然有些曲折和反复，也有犹豫和困惑，但是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先锋与古典之间重新定位了叶兆言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也在突破与传承之间确立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史价值。还真有些“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意味。

在我指导的研究生中，以作家论的形式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情况比较少，这是因为我有个固执的想法，认为作家论上手虽然相对容易一些，但写好却相对更难。就像有些技艺入门起点低，达到精通的境界却极难；而另外有些技艺入门要求高，但精通却没那么难。作家论难以“藏拙”，哪里有水分，哪里平淡无奇，往往一目了然。如果既不能在文献资料上有充分的发现，又不能在理论深度上达到相当的水准，那么这样的作家论即使勉强过关，也只能算是平庸之作。而且如果作者在理论视野和文化视野上不够开阔，那么这样的选题对于研究的可持续性来说也是个挑战。熟悉了这一个作家之后，等到换一个作家，或者换一种选题的时候，就要更多地从头开始，难免捉襟见肘。只有高手写作家论才能够让人从平淡中见奇崛，无论从视野角度上，还是从方法、观点和逻辑上给人全新之感。因此，一般博士生想以作家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如果对其研究前景没有较充分的把握是不会同意的。而康烨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也因此，从读硕到攻博，从选题到成书，康烨是如何说服我同意其选择，并不断深挖下去，的确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康烨201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并以文学院综合测评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成功保送至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成为我指导的研究生后，她身上那种师范生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样子，那股认真做事、严谨为文的精神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她很早就常被我指定为师门读书会的评议人。而最初萌生研究叶兆言的想法也是在她读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康烨在南京大学人文艺术讲坛听了叶兆言的讲座，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叶兆言先生本人，很快她就将自己的初步想法提了出来与我讨论。讲座围绕叶兆言先生的两本新书《南京人》与《南京人·续》展开，主题是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南京城。在讨论中，我发现康烨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研究旨趣与学术兴奋点。比如叶兆言在讲座中，对南京地域性的历史、风物、人情如数家珍，康烨深受震动的首先不是有关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知识，而是一个文学家的深厚的学养，还有那种属于真正的作家的特殊气质。这吸引着她阅读了叶兆言更多的作品，那庞大宏伟的文学王国，对风俗的记录，都让她想到巴尔扎克。

之所以萌生研究叶兆言的想法，当然还有更多的原因，一是因为南京城，康烨像叶兆言一样，深深热爱这座城市开放的生活气息、民间的烟火味道以及绵延的六朝“烟水气”。二是出于一种挑战心理，想要挑战作家巨大体量的文学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面向和解读难度。虽然在当时，这些想法更多是混沌、非理性的直觉，但是就像本书中所引用的柏格森的说法，直觉恰恰是“能够朝向事物的内在生命的真实的运动”，它能理解“生命冲动”，并“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说起当年康烨选题的这一过程，我不由想起叶兆言在长篇新作《璩家花园》“后记”中谈创作缘起时提到的一件事。年轻时候他曾听傅惟慈先生说起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是傅惟慈先生翻译的，所以说起来特别起劲，但叶兆言后来脑子里会想到的，只是“托马斯·曼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隐约只记住一件事，长篇小说就应该这么写，这么写就对了。”至于大家庭的沉浮动荡与大家族的变迁史等，在他接受史的意义上，都是因为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体而被赋予了永恒的魅力。叶兆言由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建起了自己的璩家花园，康烨由叶兆言而联想到巴尔扎克，联想到一种令人向往的存在方式，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些许发自心灵的同频共振之趣，甚至本书以“先锋与古典之间”为主标题来涵盖叶兆言的文学世界，也是从作家主体的整体人格精神层面上展开的敏锐捕捉。

经过反复讨论，康烨的硕论题目定为《论叶兆言小说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时间和空间既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维度，也是叶兆言小说叙事学意义上标识度颇高的重要视角，两者之间彼此参照互动，进行着个性化的审美融合。一步一步由表及里，深耕细作，从硕士论文偏于感悟印象式的写作，到博士论文综合性、学理性的理论分析和话语表达，康烨努力在叶兆言研究的过程中熔铸进自己人格性情的艺术感知。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她富有个性和勇气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路径：叶兆言在平实中庸的表层结构之下充盈着洒脱和反叛的精神本质，从审美上说，那是一种海明威式“压力下的风度”，而用理论问题来重新建构一个充满张力的作家形象正是其初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