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艺术，最关键、最核心的应当是用人艺术。一个领导者有没有水平，主要看其如何用人，能否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地方。

□凌云

如何恰当地、正确地起用人才，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它具有跨民族、跨制度、跨文化的普遍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欧洲甩到了它的后面，成为西方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除了天时、地利等因素外，就与其“引进”了几十万各类专门人才有关。

眼下，我国正在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固然不应忽视“引进”国外的洋专家，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用好国内的各类专门人才。应该看到，我国的科技金融等各类专业队伍中、外出深造的留学人员中不乏能人、不缺奇才，要挖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站到改革发展的关键岗位上来施展抱负、发挥所长，是摆在各级领导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事业的发展，决定在人才。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决策，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并非样样都比别人高明、比别人内行。领导者的艺术，最关键、最核心的应当是用人艺术。一个领导者有没有水平，主要看其如何用人、能否把合适的人用在合适的地方。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不难发现，凡有成就的统治者，都是在用人上有其独到之处的。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23年，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他的成功，就得益于“择善任能”、正确用人。

唐朝典籍《贞观政要》中记载，李世民不止一次地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在他看来，人才是无价之宝，比任何东西都贵重。所以他主张“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这里提到的襄邑王神符，是李世民的叔父，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出过力，但他不会管理节制下属，而且腿脚有毛病，故太宗一直未予重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当时李世民追问他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时，魏征毫无惧色地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见魏征刚正不阿、有胆有识，便摒弃前嫌，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升任秘书监、侍中等要职，直接参与朝政。魏征任职期间，为了大唐事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与太宗据理力争，直言进谏，对促成“贞观之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具体怎样使用人上，唐太宗认为“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并指出“君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大臣萧瑀性格清高，不能与其他大臣很好合作共事，看问题有时也很偏激，曾多次在太宗面前发表过错误意见。但太宗认为他“忠直居多”、人品也好，一直予以重用。当然，太宗用人，还十分注重考察其实际能力和政绩，强调“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他像记账一样，亲自把掌管地方军政大权的所有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室的屏风上，并随时把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在上面，作为职务升迁和赏罚的依据。由于唐太宗较好地运用了用人与赏罚的杠杆，因此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使许多人都愿为朝廷舍生效命。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然而有一些手握权力的昏官贪官，以卖官鬻爵、拉帮结派为能事，谁会跑会送、曲意逢迎，就把谁视作“圈里人”，千方百计提拔重用；而一些耿介清廉、踏实干事的干部，则被排斥在外，受到冷落。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党组织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外、国内外各方面的优秀人才集聚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奋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