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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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臣秀吉死后，大好江山为德川家康夺去。不过，在秀吉的老巢大阪城，仍有百姓在秘密供奉着他，直到德川时代终结，才正式称为丰国神社（小说《丰臣公主》甚至设计出这样的情节：丰臣家族的后裔一直得到大阪人的庇护，到了明治时代，凭着对天皇政府的财政支援，他们更获得秘密许可，成立了地下的独立共和国，直到今天……）。

　　与此相似，元末张士诚在江南一带称帝，为朱元璋的两大敌手之一（他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也因此缺乏强悍的政治意志和军事力量），战败被俘后自杀。而苏州人一直对张士诚有点怀念，据说民间借着佛教地藏节（七月三十日或廿九日）烧地头香来祭奠他。

　　说起来，秀吉天下被夺，并不值得同情——他的天下本也是从织田信长那里篡夺来的，况且德川家康比他更为稳健一些。但张士诚跟朱元璋就大有不同了，他出身私盐贩子，比朱更重视商业，也更重视文人，若换了是张家天下，明清（当然那样就不能叫“明清”了）的经济繁荣想必会更早出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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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常怀念精英的时代。欧洲近世以来，贵族阶级已趋解体，但贵族精神犹存，知识分子仍有高人一等的自负；日本近代则是武士阶级式微，但下层武士却焕发出激情，主导了幕末到明治的历史大变局；即使封建制度早已远去的中国，也依赖科举制维系着士大夫传统，入民国后，文化人仍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

　　在精英时代，知识分子容易被视为英雄，也容易自视为英雄，故有参与现实、改造世界的志气。马克思所谓“哲学的问题是认识世界，但关键是改造世界”，很可代表这种态度。但二十世纪二战以来，则是大众的时代，也是平庸的时代，任何个人皆无足重轻，知识分子已泯然众人，无论是否甘心，都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了。——形势比人强，这首先是形势决定的，而知识分子也已接受了这种形势。

　　俱往矣，“改造世界”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