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

在文学史上，失乡与寻根一直是作家倾心表述的经典母题。李新勇中篇小说《夜色也曾温柔》（《当代》2020年第4期）以吴向葵北上故地廊坊与妻子潘慧办理离婚为中心事件，这个“事件的时间”前后仅有三天，最后的结局也是各得其所。但小说“讲述的时间”跨度是二十年，即从千禧年前后到当下吴潘两人从相爱到陌路，继而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各自谋生的家庭史。从叙事的角度看，“现在”和“过去”这两重时空，构成一种很复杂的对话关系：“过去”的二十年两人短暂恩爱过，随后的征地与迁徙，岳母的到来，父子关系的疏远，夫妻情感的冷淡，使这个小家庭逐渐成为空壳。“过去”成了一种要告别的历史旧物。而吴向葵此次来到潘慧的建筑工地，即是要对这桩业已破败的婚姻做个了结。然而，潘慧当下局促的工地生活，两人曾经有过的“月光盈盈的夜晚”对彼此的召唤，离婚后看电影、品故乡特产的温馨，无形中让两人多了更多怜惜、理解和缠绵。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开发大潮的过程，也是农民失去土地、失去“熟人社会”的过程，重建家园尽管带来了新的空间归属，但难以弥补失去故土而带来的不适和痛感。吴向葵在不断的迁徙中，哀叹“他们一家就像水上的浮萍、风中的叶子，到了哪儿，都找不着自己的根”。在小说中，吴向葵爱读书，爱“讲古”，更敏感于故乡的变迁，他与纠缠于情欲和世俗生活的春儿、马四维、九成仙、朱可以都显得不同，他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中少有的具有浓郁乡愁情结，并自觉进行文化寻根的人。他一直在孜孜重建与故乡的联系，试图保留住由于数度迁徙而几乎流失殆尽的乡土根性。比如与妻子办完离婚证后，吴向葵带着妻子吃香河的各式特产，颇有兴致地讲解这些特产和各种特色工艺美术品的由来，离别前这种略显“文艺”的相聚，与其说是夫妻二人的话别，不如说是对满载着乡愁的故乡风物的深情凝视。香河肉饼和折叠舍豆浆的醇香犹在，乡情袅袅，而两个相爱的人却成为“即将走散的孤儿”。可以说，在消失的故乡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无乡的“孤儿”。

失去土地和故乡庇护的人们，在新的空间里能否找到宁静而惬意的皈依？小说对这个问题也有自觉的书写，并呈现了令人心痛的生存景观。朱可以管理的龙珠骐达工地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多的描写，“工地”成为我们透视“潘慧们”的一个有效视角。这里的施工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住宿条件尤其令人窒息，无论是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还是必须睡满四对夫妻的“夫妻宿舍”，都异常拥挤，毫无秘密可言。尤其是性的自由，在工地成为一种奢侈的权利。小说多次写到温柔月色下吴向葵与潘慧的性爱记忆，包括酒醉后与孙小涓的合欢，这些性的记忆是美好的，毕竟有家的庇护，自由而随性。而失家失土后寄居工地的潘慧，她的生活是局促的，也许她与经理朱可以保持着隐秘的男女关系并试图重新组建新的家庭，但在她生下她和吴向葵的孩子后，素有洁癖的朱可以抛弃潘慧是大概率选择。潘慧的未来是晦暗不明的，等待她的将是更辛苦的漂泊远方，而这种无根的漂泊与失乡之痛同样也将是陪伴他们新生儿子的一种宿命。

常常地，乡村在经济开发大潮下的解体与消亡，总是伴随着乡村原生态秩序的失范，这种失范尤其会表现为乡村伦理的整体性变迁与人的道德价值观的溃败。在贾平凹、莫言和陈应松等作家的小说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乡村的现代性转型中，传统村社小系统内部的价值体系受到外力冲击，引发人们的“浮躁”与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在这篇小说中，李新勇生动再现了乡村群落在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挽回的解体现状，以及村人不得已的流浪之路，但对于乡村伦理道德，尤其是人的原生态的道德秩序，作家并不悲观，相反，我们能够看到底层那种蓬勃健康、坚韧善良的人性秩序。在《月色也曾温柔》中，这些底层人辛劳潦倒，婚姻蹉跎，但他们坚韧、务实、善良、豁达，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性。可见，李新勇对变迁之中的新乡土的人性基础并不悲观，对这种醇厚而温情的人性世界给予了深情的勾勒。或许可以说，在故乡解体、村社实物消失的悲剧性过程中，乡村的道德秩序与人性基础尚保留着那份原生态的静谧美好，而这何尝不是乡村应对现代性之变的一束精神之光？

李新勇正是抓住了转型期新乡土中国的这种困局，通过“吴向葵们”的个体家庭史的变迁来呈现农村人与土地的被迫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根之痛。失去原乡的吴潮白、潘慧以及那个刚出世就开始流浪的小儿子，他们能否重回故乡，吴向葵立志给未出世的孩子重建具有故乡意味的“血地”，能否在来势汹汹的现代化大潮中成为“不变的家”，这些都是未知数，似乎也并不那么重要。在现代性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大多数人都是与故乡渐行渐远的过客，原乡已失，难以再次抵达，大概唯有回忆和文学能纾解这种现代性的乡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