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冬青

“汉奸”并不是天生的。如郑孝胥，起初乃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而且读的是圣贤书，“丱角背诵十三经，如泻瓶水”。奈何“三上春官不第”，于是考取内阁中书，“微官羁辇下，剧似搬姜鼠。更无旁人嘲，餐饭讲训诂”，仍是读书不辍。若问十三经中郑孝胥生平读得最多者为何，则曰《论语》，不惟多读，而且善读。《论语·乡党》“寝不尸”一句，朱熹集注“尸谓偃卧似死人也”，经生奉为圭臬，未尝置疑，甚而就寝了也不敢仰卧平躺。郑孝胥说“当是寝室之内不必恭敬如祭祀所主之‘尸’，与‘居不容’是一意”，是其读书颇存主见，时有妙解，异于“专用钦定经义”的俗儒们，所以孟森大为叹服。当然，有时候一味地“求异”，也难免会说出“出格”的话。“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语见《论语·述而》，郑孝胥说“旧注皆不可解。今乃悟矣：俗谓‘敦伦’曰周公之礼，此孔氏自言其绝欲而已”，居然开了孔圣人的玩笑，难怪孟森听后“为之捧腹”。

溥仪在天津时，郑孝胥还多次为之“进讲”《论语》。高濑武次郎有诗来，郑孝胥答之云“欲凭《论语》平天下，半部谁怀一日长”。其后，郑孝胥以“伪满”前任“国务总理大臣”身份，创立“王道书院”，鼓吹“王道”思想，“课程以《大学》为本经，以《论语》《孟子》《春秋左传》《礼记》为兼经”。大迫幸男访郑孝胥，“询应读何书，告以读《论语》足矣”。对于《论语》，情之所钟，至老不废。可惜的是，郑孝胥最终却把书读偏了。上海抗战，郑孝胥在日记中以“华机”“华人”“华方”称呼中国，视日本为己方，因而后来就有人讥刺道“这位手捧《论语》口诵‘王道’的曾经的‘八闽才子’当真是以‘满洲国人’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