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大融合，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
□强雯
“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遶”，一米二高的山花碑，阴文，华丽中浸润伤情。云南大理苍山洱海的美与哀，在全碑楷书中显得正式而汹涌不绝。山花碑碑质为大理石，藏于大理市博物馆碑林，号称白族第一碑。
碑刻，镌刻在石头中的字词，没有一个字是白写的。一个侵字，让人思量其深意。
翻开历史卷宗，确实有深意。这与元末明初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有关。
朱元璋虽然击败了大多数元朝参与势力，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设洪武元年，但云南一带在明初并未纳入版图。天高皇帝远，何况是开国皇帝，人家地方势力强大，不买账也说得过去。
不过云南一带坐地为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联盟。那时，地处西南一隅的云南一带依然处于元梁王的据守控制之下，臣属蒙古“北元”政权，那梁王凭借边疆山高皇帝远和苦心经营云南百年的根基实力，自坐为大。当时云南的主要蒙元势力，有蒙古政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国王后裔——土酋段氏总管段明。梁王，以昆明为统治中心，大理段氏，控制着滇西一带，都听从北元指令。
这让朱元璋如鲠在喉。
“云南僻远，不宜烦兵”。明朝初期，朱元璋以招安为策。先后七次派出使臣前往滇地召谕梁王，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梁王一口回绝，并几次杀害明朝使臣。颜面尽失，也得咽下这口气。
直至国力休养生息了十余年，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讨：“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
在云南曲靖的白石江战役中，血流成河，明朝军队所向披靡。后直逼昆明，将梁王的政权一锅端。明军继续南下，到达大理。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段氏后院大理被明军攻克，第十二世段氏总管段明束手就擒。
半年之后，云南江山易主，尽归明朝。为开发西南，巩固边防，明太祖下令，在云南省府昆明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着手处理接收云南事宜——奉旨将蒙古梁王集团成员，梁王家眷、元蒙上层官员和大理段氏贵族头领全部押解北方，交由朝廷处置；清扫元朝残余势力和大理地方势力，就地遣散并安置数十万蒙古俘虏士兵；建立明朝新的政权机构；于军事要冲地区设置卫所，屯兵戍守。之后，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傅友德、蓝玉率部分征南大军班师回朝，留下沐英继续镇守云南。
成为大明王朝的一部分后，白族人自然要服从汉文化的管理。作为文化共融的时期。泱泱汉文化正在大肆拥抱、改变白族的文字、文学创作、文化理念，甚至官场条例。
最敏感的当是白族的文人。
山花碑是这个时期的孕育物，碑上共有10首山花体诗歌，排列整齐，看上去也十分利于朗诵，不过初读山花碑，大的美感很快被细读的艰涩所替代，有些词句简直是不通，后来才发现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写白语、读白音、解白义。白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字。碑上刻的，就是这样的古白文。比如，“长寻细月白风清，不贪摘花红柳绿。用颜回道譃浮生，得尧天法度。”这还算是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月白风清之日，不要贪爱繁花之美，用颜回的道术来理解虚浮的人生，就能得到像皇帝尧一样的盛世景象。
而有的句子能在汉语俗语中找到对应，但是个别的字词，却在字典中查找不到，比如“分数哽侔圡成金，时运车舛金成土，聚散佀浮云空花，实阿芣不无。”这句话的意思，在《金瓶梅》《三言二拍》《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都有提及，其表述是，时运来时土成金，时运走时金成土。悲欢离合一杯酒。聚散成败转头成空。
白族与汉族在文字上的姻缘，在山花碑上表达得其实比较甜蜜。民族文化大融合，本身就是相爱相杀的过程，强大的文化终究会改变影响弱小的文化。在山花碑上，读者甚至可以感觉到，我们不了解的白族，其实和我们一样，话语、情绪、人生体验，都是大同小异，虚无竟然是不分民族、地域存在的共同情感。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对白族这个陌生民族的理解。诗句中隐晦的抗争，无力的抗争，也在唤起相似的历史记忆。比如汉文化历史上刘邦项羽争雄，霸王别姬，痛与虚无，大致无差。
苍山洱海是大理白族人的家园，苍山景色向来以雪、云、泉著称。经夏不消的苍山雪，无论是阳春三月，还是萧瑟冬季，苍山都显得娴静安然，冰清玉洁。洱海，在古代文献中曾称为叶榆泽、昆弥川、西洱河、西二河等，位于云南大理郊区，为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因为湖的形状酷似人耳，故名洱海。
如此美好的仙境，却不能自己当家做主，白族人微妙的内心隐隐作痛。山花碑固然是对苍山洱海的赞美与抒情，却是透出某种抵抗和不甘。
山河美景，万般美好。而碑文后部分却是人生虚无不可把握之叹，“天堂是荣华新鲜，漂散成地狱。”
先扬后哀的歌调，是一个人看尽繁华背后的虚无与悲凉，这种声调，在清代《桃花扇》中，是同样的迷离。“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在《红楼梦》中，哀凉更是一阵阵入髓，叹富贵命运、王孙权贵，最后皆“白白茫茫大地，好个干净”。
山花碑碑文的作者，刻写在碑末的诗句中，名叫杨黼，生于明代，大理下阳溪人，其先辈是大理国和元代的望族，《明史·隐逸传》中载有他的传记。幼时读书万卷，但一直生活在民间，有不少著述，山花碑是他用白族民族传统的诗歌形式，所写成的洱海风光的山水诗之一。明代著名白族文人李元阳还专门为其写过《存诚道人杨黼传》。
但要真正读懂这些诗，还需要读一读山花碑另面刻写的《圣元西山记》。这其实是碑石的正面。它披露了杨黼的身世：远祖杨连在大理国时“为王左右”，祖父杨智系元代云南平章大理路总管段功家臣员外，曾授元帅。后段功被梁王所害，杨智闻说亦赴死，其父杨保也是段氏元帅，明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率军平滇时，自缢殉国。家族的不幸，江山易主，百感交集，集于一文。
美则美矣，然人事无常，唯花叶草被，代谢不辍，苍山永恒，洱海唯新。渺小的命运和无穷的山川互为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