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浩

春风踩着时令的钟点，开始摇动门前那棵高大粗壮的椿树。躲在枝杈上过冬的鸟群躁动起来，从拂晓一直闹腾到日上三竿。母亲很生气，烦死人了，没法困个安顿觉——今年秋上无论如何叫人来锯掉！我不同意，这棵树是父亲种下的，父亲去世几十年，我要留着做个念想。母亲倒看得开，人死了就死了，你爷爷的爷爷不知在哪里，念想顶啥用？也是。

鸟儿们确实不顾及树下邻居的感受，一日一日依旧那么嚣张，那么放肆，那么张扬，一副年轻人的秉性。母亲年轻时也是这样，不服输。在生产队上工，不顾自己瘦小的体量，硬着头皮挣工分，铁着肩膀挑大桶。父亲一直病着，她是一家之主，只能硬着头皮上，一家的日子全靠她的筋骨撑起来。母亲常说，人是被逼出来的，不逼不成器。把我和妹妹逼成了“吃皇粮”的人，她自己只能顾一头，丢了赤脚医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母亲心有不甘，直到前年落实政策，有了乡村医生补贴，不多，一月一百多块钱，她额头上的皱纹跳动几下，长叹一声，满足了，农民式的。

白天听鸟叫，其实并不烦人。有一种鸟儿，一边飞一边“苦哇苦哇”地叫个不停。母亲嘲笑，你苦个啥，人才苦呢！鸟儿的苦人不知道，母亲的苦我是知道的。按照农村劳力等级划分标准，母亲五十岁前是一等劳力，出工必须拼体力。有一年村里建大渠，按照人力划分标段，一个劳力需要挖10个立方，母亲头两天挖呀挑呀，好不容易才4个立方，累得晚上直不起腰，吃饭拿不起筷子，脱衣抬不起手臂。父亲看了心疼，咬牙从一个月50块钱的工资里挤出20块钱请人，母亲舍不得。父亲说，是钱要紧，还是命要紧？命没了，钱是个球！父亲是老师，看问题透彻，带着哲学味儿。

有一种叫声清脆得如同童音的鸟儿，披着淡绿色羽毛，小巧玲珑，却在树杈上最不安分，蹦来蹦去，母亲喜欢，但停留的时间只有十来天，就飞到别处去了。不像喜鹊，体量大，呆的时间长，毛色黑白相间，叫声沙哑浑厚，一种苦尽甘来的味道，我家的味道。母亲最喜欢的还是喜鹊。她用不懈的奋斗改变了家庭面貌，从泥墙草顶的三间土屋，变成砖墙瓦顶的五间大屋，又变成两层楼房，一砖一瓦里净是心血汗水。父亲去世那年日子最为艰难，母亲硬是撑过来了。从欠债到略有积余，从一张存折，到十几张存折，母亲说是喜鹊带来的喜气。我家第一个在村里买了汽车，车开回来，家里的高香烟雾袅袅，母亲指指树说，我望见了汽车，也听到了喜鹊叫。孙女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博士，母亲买了一柱宝塔香，天刚亮就点着了，还喊我，喜鹊叫了该起来了。前年在大城市里买了房，母亲又烧香，说喜鹊又叫了。母亲对喜鹊敬供如神，好像我家好起来的日子全托了喜鹊的福似的。

有几天，树上的鸟儿忽然不叫了，母亲惦记着，一天念叨几遍，鸟儿上哪里去了。我笑着说，鸟儿有事忙去了，或者它们知道你嫌恶，搬家了。母亲不高兴地白了我一眼。忽然，一声鸟鸣从远处飘来，叫声像婴儿哭，母亲一扭身，难听死了！回屋翻出她年轻时穿过的毛衣，拆了重织。母亲的满头银发，我心底里的几声叹息，连同婴儿啼哭般的鸟鸣，织成了一张悲怆的网。

麦子从返青，到抽穗，变黄，鸟儿一拨一拨的，来了去，去了来，种类变着，叫声变着；日子变着，人也变着。前些年，家里的两亩地被绿化公司承包种树，母亲忽然没地种了，整天恹恹的。我担心出毛病，就将一处废地开垦成为菜地，让母亲在巴掌大的地方寄托老农民的愿望。母亲活跃起来，寻思着种这种那，把小小的地方侍弄得生机勃勃。一月两月眨眼过，布谷鸟来了，母亲说要大忙了，嘴上说着，心却闲着，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布谷声声，往事重重。母亲不会忘记肩挑背扛的农忙，不会忘记翻捡挑晒的抢收抢种。有一年收麦子，恰逢连绵雨，母亲浑身湿淋淋地在地里一陇一陇捆麦子，然后一担一担挑上岸。一担麦子本来不轻，被雨水浸泡后更加沉重，母亲和担子一样高，与其说是挑，不如说是硬生生用肩膀拖上岸的。在湿滑的地里，母亲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挪步，一声一声哼哧哼哧给自己鼓劲。麦捆一排排，码成垛，堆成置，最后一担上岸，母亲的眼泪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在心头炸成了一声响雷。这是一个农民为了吃饱求生迸发出来的精神，原始的，本真的，也是伟大的精神，在阴雨霏霏的天空震响回荡。

今年秋上，那棵椿树我不会锯掉，我要让树上的鸟鸣持续下去。这棵树是父亲的脊梁，父亲的象征，而鸟鸣是从天堂带到人间的慧语，是父亲传递给我的消息。我要让母亲天天听着鸟鸣，看着白云从树梢上飘移，慢慢地，慢慢地，走过岁月的长河，走过一个人的一生。